在高水平开放中锻造软硬实力兼备的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新思路

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施金融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参与程度虽不断提升,但依然受限于金融市场软实力和硬实力不足,导致竞争力和影响力较弱。面对国际支付清算能力不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较少以及金融监管引领不够等挑战,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境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科技应用,赋能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提高风险防范精准度,保障金融稳定,从而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外资进入与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外资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大国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外资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深度融入国际外循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基于2007—2017年30个省域贸易增加值分解数据,揭示了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特征,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拓展了制度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的分析情境。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各省域对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外资的进入提升了省域在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且国际资本的进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构建与发展的同时更能推动国内各省域同国际外循环的价值链分工合作。第二,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促进省域同全球价值链的关联,以及通过外部冲击效应提升省域对国内价值链的嵌入程度。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在东中西部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差异,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外资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促进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第四,进一步拓展制度和信息化情境分析发现,制度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的作用效应。此外,基于制度质量的二分法,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在激励外资与省域双重价值链关联关系的强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TVP-FAVAR和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8个维度的48个基础经济金融变量,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指标,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冲击下全球16个主要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和风险溢出状况展开研究,并运用TVP-VAR模型从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两个层面检验EPU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EPU之间存在双向非对称溢出效应,并以EPU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为主,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EPU冲击的反应速度更快、程度更大;EPU冲击下,发达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溢出方,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风险接受者,并且这一现象随着全球EPU水平的提升而更加显著;各金融子市场和经济部门受EPU直接冲击的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进一步攀升;全球EPU对我国EPU的显著冲击更使得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风险净溢入水平也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研究对于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风险溢出网络分析——基于海南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对金融风险溢出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研究,并从动态的视角使用SIR模型进行风险传染模拟研究。实证结果发现,次贷危机、中国股市异常波动及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网络均较平静时期呈现更高的聚集特征,即企业间金融风险溢出的相关性有所上升。随时间推移,单个企业在风险溢出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交替成为系统重要性企业。此外,根据模拟结果发现,海南上市企业网络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若出现金融风险,更有可能在市场中快速扩散并造成大规模的风险传染,使得市场稳定受到冲击。为了维护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除了关注金融机构,还应关注企业间的金融风险溢出,识别、早期预警与防范金融风险,因时制宜地做好风险管理。

金融发展、金融风险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

利用2002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结合稳健性检验和分时段VAR就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金融风险与利差、汇差、资产价格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而且其影响效应具有时变性;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程度稳步加深;利差和汇差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金融危机前汇差的影响相对较大,金融危机后利差的影响则更为显著。因此,金融监管部门短期内需在不同时期关注汇差等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而中长期则应当着眼于提高金融发展水平、降低金融风险,引导国际资本有序流动。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级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本文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之后结论仍然成立;(2)从具体的影响渠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推动了地区层面的创业活动,这有助于完善地区产业链,进而吸引FDI流入;(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FDI的正向影响在我国西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以及户籍人口小于500万的城市更为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FDI的均衡配置,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并购防御机制与上市公司违规--催化剂还是减压阀

本文基于中国控制权市场激活的时代背景,采用部分可观测的Probit模型,从内部章程条款制定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并购防御与违规的关系,提出并购防御影响公司违规的“催化剂”效应和“减压阀”效应。并基于2006—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并购防御机制与公司违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并购防御主要通过“催化剂”效应影响公司违规。机制检验发现,并购防御机制通过减少市场关注、削弱市场的威慑作用以及增强管理层权力导致公司违规行为的增加,进一步支持了并购防御影响公司违规的“催化剂”效应。

竞争还是合作: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的政府行为抉择

纵向财政关系的规范与协调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入手,探究了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纵向层级政府在财政竞争与合作行为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本文基于1997—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后发现,当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因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受损时,总体来看其下辖的非改革县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将会增加,这表明地级市为弥补自身利益会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以求合作共赢。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市弱县”情况下的地级市和组织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力强的地级市对余下非改革县的帮扶力度较大;地级市主要借助于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而非一般性转移支付。

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视角

全面综述中央和部分省市政府有关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的政策文件以及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针对当前政府引导基金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辨析,简要回顾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基本历程。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视角,聚焦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类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问题,分析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政府监管、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三个维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机构关联、风险溢出与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文献,解析金融机构关联性与风险传染之间的机制,运用非对称Co 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证券、银行、保险等机构的风险溢出水平,实证研究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具有非对称的特征,负向冲击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要比遭受正向冲击时大,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程度比其他机构小,证券部门的风险贡献值较大。

分类改革、政府权力下放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

分类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通过分类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以《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这一政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以政府权力下放为主要特征的分类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分类改革从总体上促进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相比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施对竞争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影响更强,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发现,从创新意愿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通过强化股权治理以及高层治理等方式有效促进了竞争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从创新资源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并未在短期内有效促使特定功能类和竞争类国有企业在政策性负担减轻方面产生明显差异,但从长期来看,竞争类国有企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并带来其创新资源投入的有效增加。(3)异质性研究发现,分类改革对两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差异的作用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更显著,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政府放权意愿对分类改革成效具有的重要影响。

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遗传匹配的微观证据

土地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区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家信息中心地块交易数据,运用遗传匹配算法,实证检验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上涨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一方面,地价上涨影响企业跨期购地决策,使企业在当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策略;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地价上涨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抵押额度,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城市和地块层面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地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在排除内生性、避税行为影响以及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异地购地和租赁土地不能完全消除高地价带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企业仍然具有国际化经营的动机。本文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要素,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宏观审慎监管、信贷结构优化与风险缓释效应

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考察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贷结构优化效应和金融风险缓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基础上盯住资本资产价格,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产出缺口和信贷量;第二,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可有效削弱金融供给冲击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可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冲击造成的经济紧缩现象、避免金融风险积聚,相较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和金融稳定作用;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会随着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而加强,进而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研究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贸区建设与广东科技金融发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优势不断减弱,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如何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推动科技金融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广东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背景深入审视了自贸区建设对广东科技金融发展带来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科技金融体系的构建思路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与经济增长

传统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未能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提高与过度金融化。因此,本文分别使用金融竞争力指标以及信贷过度扩张指标度量该差异,并且在116个经济体2006年~2015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且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影响更大;信贷过度扩张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具有较大影响.该结论在次贷危机后子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不同金融竞争力子指标、不同信贷过度扩张虚拟变量设定以及系统GMM估计下均保持成立.因此,改善中国当前金融竞争力不足与信贷过度扩张共存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高校学生评教制度及其效果探讨——基于S大学的评教数据

课程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将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专业能力,由此大多数高校建立学生评教制度,以反映和跟踪课程的教学质量,但很多高校在学生评教过程中出现一些异化现象。本文基于S大学的课程教学评价数据,应用统计方法检验影响高校课程评教的结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学生评教异化现象的表象与原因,从而客观准确地评价高校的学生评教制度及其效果。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至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

本文采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国内总产出、货币政策变量和上下游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多个TVP-VAR-SV模型考察了1997—2017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类价格变动趋势异质性、上下游价格传导路径异质性和价格信息传导机制结构性变动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传导效应呈现时变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上游价格传导稳定,但对下游价格传导长期下降,这解释了我国PPI和CPI走势的偏离现象。

金融机构关联度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

日益增加的金融机构倒闭和日趋严重的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全球对于金融系统风险的关注,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所构建的指标,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入手,采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四个部门2008—2012的周数据,测量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和系统性风险的水平,结果发现,中国的证券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最为紧密,因而容易溢出风险也容易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冲击,而中国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巨大,但在风险的传导方面却比较稳定,同时,文章还通过识别高风险溢出的金融机构,预测和防范中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