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城乡融合的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研究进展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面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于都市农业发展的功能演化与空间重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的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亟需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发现:1)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都市农业发展转型评价及类型划分、都市农业多功能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空间组织与生产组织方式、都市农业发展中土地利用及竞租机制、都市农业发展问题及其多维效应等5个方面。2)都市农业地域系统与城乡地域系统间的要素流动、物质循环,以及两者间的内在作用逻辑是都市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石。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化和空间重组的动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亟待强化基于地域系统视角的都市农业发展中的土地竞租、土地权属和相关利益主体等研究。3)聚焦于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变的关键科学问题,未来亟待开展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其一,基于城乡连续体的视角,厘清都市农业系统地域功能演化的内源性和外部性驱动力间的交互联动和耦合作用机制;其二,揭示都市农业地域系统空间重组的核心机理,以及利益主体的作用关系与土地竞租的内在逻辑;其三,探索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珠海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与地形的相关性研究

以2008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地形图为基础数据,通过建立DEM、高程分级、坡度分级及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珠海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与地形因子的关系。珠海市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具有强烈的区域差异性,不同高程与坡度分级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组合不同;各土地类型的面积在低海拔、低坡度段占绝对优势,随着高程和坡度的上升,土地利用类型减少,多样性降低。在高程<40 m、坡度<2°的区域,水域为主导土地利用方式,而在高程>40 m、坡度>2°的区域,林地成为主导土地利用类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在海拔40～100 m、坡度2°～15°区域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最高,受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地段主要集中在海拔低、坡度平缓的区域,自然因子在高坡度区域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小城镇交通沿线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以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街办为实例,根据1987年和2003年土地利用数据,选择了途经盐步境内的四条交通干线,利用GIS技术,分析了盐步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交通沿线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主要结论有:①盐步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加强,耕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园地、城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特殊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增加,土地利用趋于破碎,图斑形状趋于复杂化,多样性指数增加,各土地利用类型的优势度变化明显;②交通沿线的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发生变化土地的面积、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年变化率、破碎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分维数和优势度都随着离交通线路的远近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土地利用问题的重要举措,关系着乡村地区人口、土地、产业等核心发展要素的转型重构,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国土空间优化重组的关键。文章构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衔接框架,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三生’空间优化—乡村全面振兴”为逻辑主线,揭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三生”空间优化的作用关系,指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乡村“三生”空间重组、乡村全面振兴三者具有紧密的逻辑与衔接关系,其传导机制在于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乡村“三生”空间优化重组,进而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并从土地功能、结构和要素等维度探索国土空间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

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构建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及结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的对象、主体、技术都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发生了转变。在梳理数字技术介入下乡村发展转型的物质空间特征及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主体关系,从乡村数字治理的空间底座框架及其关键技术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基于乡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

我国耕地数量、质量与空间变化研究综述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的相关检索文献作为研究数据源,运用EXCEL软件和文献计量方法统计分析1994年以来该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并根据研究内容需要进行人为筛选分类,分析研究我国耕地数量、质量和空间变化的进展情况。结果表明:我国耕地变化研究经历了早期调查、动态监测以及土地利用和耕地变化综合研究三个发展阶段,目前研究还存在综合性与系统性不够、缺少定量指标和综合模型、研究尺度不全面、专业化研究不够和服务目标不全面等方面的问题。鉴于此,认为从多尺度构建具有空间、动态性的综合模型是今后耕地变化研究的重点。

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在阐述生态补偿标准分类的基础上,总结当前我国生态补偿标准在流域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森林生态效益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退耕(牧)还林(草)等领域的补偿依据;对国内学者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与结果进行了归类;探讨现阶段补偿标准过低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模式单一、补偿资金不足,对补偿依据认识不全面、计算不完整,忽视补偿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方法有待突破等;指出今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分形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该文以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在分析1990、2000和2006年3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基础上,应用分形维数模型计算出珠江三角洲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分形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面积快速扩张,耕地、林地面积迅速减少,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由复杂趋向简单,稳定性不断增强,水域空间结构最复杂,未利用土地最简单,水田、城镇用地、未利用土地的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其余地类的空间结构趋向简单。各市(区、县)分形特征差异明显,分形变化各不相同。分形特征主要受图斑自身几何性质的影响,人口因素影响在减弱,三大产业中以第一产业影响较大。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以珠江三角洲1990、2000和2006年的遥感解译数据为基础,参照谢高地等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研究珠三角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及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990―2006年,珠三角耕地和林地大量减少,建设用地和水域快速增长,其它地类有所增加;研究区发生变化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29.38%,耕地主要流向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建设用地的扩张主要来自耕地、林地和水域;由于水域生态价值系数相对较高,水域的增加抵消了由耕地、林地减少造成的生态服务总价值的下降,使得区域生态服务总价值略有减少;珠三角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90年874.38亿元减至2006年的846.47亿元,变化率为3.19%;研究区内单位生态服务价值差异明显且逐渐扩大;单位生态服务价值与建设用地、林地、耕地所占比重明显相关,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林地和耕地减少是导致生态服务价值减少的主要原因。

广州市耕地数量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研究

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投入,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少不可避免.该文在分析广州市耕地数量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选择了广州市的两个产业发展时期,即'二三一'型阶段(1980～1993年)和'三二一'型阶段(1994～2002年),对两个时期的耕地数量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市在不同产业结构下耕地消耗存在着差异,发展阶段越高,耕地消耗量越小;(2)在'二三一'阶段,耕地变化受工业的发展影响最大,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的消耗;(3)在'三二一'阶段,广州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减少,第三产业发展成为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导因素;(4)在耕地转化效益上,'三二一'阶段明显要优于'二三一'阶段,广州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进行转化.

广州市典型作物投入产出与生产经营绩效研究

利用2004―2008年广州市具有代表性的13种作物成本收益数据,借助Cobb-Douglas函数、生产经营绩效评估指标、主分成分析及分层聚类法对不同作物在投入产出、生产经营绩效管理上的差异进行研究,按作物在投入、风险与收益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结果表明:(1)广州市作物的劳动投入对产量的影响大于资本投入,作物种植规模效益明显;(2)作物间的土地产出水平差距最大而劳动生产水平差距较小,黄瓜和空心菜表现最优,而早稻、晚稻和花生表现欠佳;(3)早稻、晚稻和花生属于低投入、低风险、低收益的作物;黄瓜、空心菜属于中等投入而高风险高收益的作物;西红柿、荔枝属于高投入低风险中等收益水平的作物;茄子、香蕉、白菜、菜心、冬瓜和豆角均属高投入而风险与收益中等的作物。

珠江三角洲小城镇耕地动态变化研究

选择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区盐步为研究区域，采用GIS技术与方法，对其耕地动态变化及趋势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87～2003年间耕地变化是盐步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类型，耕地年变化率达到4．50％，各村委会耕地面积变化存在差异；耕地主要转化为园地、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城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占耕地变化面积的70．82％；耕地内部三级类型的相互转化趋势明显，主要是由灌溉水田向菜地进行转化；耕地景观格局变化明显，斑块数量不断增加，平均斑块面积急剧减少，耕地并4用不断破碎化，斑块形状趋于复杂化，耕地在研究区的地位不断下降；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耕地仍将呈减少趋势，占土地总面积比重分别比2003年减少1．89和3．11个百分点。图3，表6，参11。

广东省耕地压力区域差异研究

从区域角度出发,以广东省21个市为例,从耕地资源丰缺度切入,分析耕地总量及人均占有量的区域差异,计算并构建区域耕地减少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模型,得到两者倒"U"型曲线;采用耕地压力指数,计算并构建了全省四大区域耕地压力指数与人均GDP及产业结构的回归模型,比较了区域间耕地压力的差距,结果显示珠江三角洲区域耕地压力最大,且内部差异也较大,而东部、北部、西部承受的压力相当,内部差异较小,但各区域耕地压力来源不同,提出耕地压力阈值假设,明确当前处于压力阈值的4个市域,分别是广州市、东莞市、江门市和惠州市;通过辨识不同区域耕地承压状况及区域差异,明确当前耕地保护的重要意义。

建设用地审批监管指标体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针对“放管服”背景下建设用地审批监管问题,以广东省为例构建部分职权下放后建设用地审批业务监管的指标体系。基于监管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和指标选取方法,设计了一个包括3大类、10小类,共40个评价指标的建设用地审批监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省和地级以上市两个层级,具有系统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可分别用于省、市两级建设用地审批监管评价。阐述了指标体系的单项指标评估方式和核心指标集评估方式。该指标体系研究将对“放管服”背景下建设用地的审批监管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中国农业生产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演化及其耦合机制

研究目的:揭示中国农业生产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的时空间格局演化过程,探究两者间的耦合机制。研究方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农业生产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结果:(1)中国农业生产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农业生产空间适宜性呈现出沿“胡焕庸线”两侧“两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南部高,西北部低;(2)2000—2018年,中国农业生产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呈现出了逐步增强的趋势;(3)资源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间存在要素耦合、结构耦合、路径耦合和逻辑耦合4种耦合机制,两者共同重塑了中国农业生产空间格局。研究结论:中国农业生产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逐渐强化的态势,两者相互作用,彼此约束,共同影响中国农业生产格局。

粮食主产区典型镇域的农业系统变化与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以河南省高杨店镇为例

为探寻粮食主产区农业系统韧性和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路径,以传统农区河南省高杨店镇为例,分析不同阶段农业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过程及变化特征,采用CRITIC-TOPSIS法定量评价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并揭示农业系统韧性与农户生计韧性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杨店镇农业系统经历了两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逐步过渡到规模化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农户生计逐步多样化。气候变化、制度变革、政策响应、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技术革新是农业系统适应性循环演进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农户收入来源及其占比,研究区农户生计类型可划分为种养殖型、工资保障型、自主创业型、社保依赖型、兼业均衡型5种,且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农户生计分化受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社会关系等内外部力量共同驱动。农业系统韧性和农户生计韧性存在尺度嵌套和相互影响,当农户生计韧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即表现为农业系统整体的韧性。

珠海市耕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利用1990、1995、2000和2006年共4期Landsat TM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珠海市耕地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并探讨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珠海市耕地面积在3个研究时段经历了"快速减少―缓慢增加―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00―2006年耕地的动态度最大,而1995―2000年耕地的动态度相对较小;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是水域和林地,减少的去向主要是农业结构调整中耕地转变成水域和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结构调整是珠海市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同时政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国内生态补偿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本文系统回顾近年来国内生态补偿实践的进展,介绍当前生态补偿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及重大国家生态建设工程生态补偿等领域开展的主要工作,指出当前国内生态补偿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支持、市场补偿潜力有待提高、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机制不完善、地方实践存在理论和技术盲区与障碍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地流转——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户具有方向性选择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按流转方向可分为转入与转出.为探讨不同流转方向的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差异,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农户调研数据为例,分析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特征,并探讨不同流转方向下的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番禺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在不同流转方向下具有一定差异,其中转出率高于转入率,转入规模大于转出规模,北部的转入和转出率均稍高于南部,但在流转价格、流转年限、契约方式、流转难易及交易时间等方面则差异不显著。②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转入模型回归效果比转出模型回归效果好,其中流转方式及流转花费时间两个因子在不同模型中的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农地流转由于存在转入与转出方向的不同,流转特征会存在一定差异,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应区别对待。

基于脱钩理论的广州市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评估

采用总量比较法的脱钩评价模式,设计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的脱钩指标及脱钩率,计算了1996-2002年广州市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广州市耕地消耗与经济增长总量的脱钩关系极不稳定,先脱钩再耦合再脱钩再耦合;1997年、1998年和2001年的脱钩关系说明广州市在这些年份中用少于以往的耕地消耗产生了多于以往的经济财富,耕地压力大大减少,但在其它年份,两者未能实现脱钩,广州市对耕地占用的控制力度仍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