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园中园”发展模式与案例研究

以发展较为成功的中国·印尼经济贸易合作区(简称"中印合作区")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成功发展经验与"园中园"发展模式。中印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设立的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采用"园中园"发展模式。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的方法,构建"园中园"发展模式分析框架,从构建多主体间的合作网络、根植地方的制度文化环境、提供优质的园区环境这3个维度重点分析了中印合作区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归纳总结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未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供案例借鉴与理论参考。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广州市都市边缘区乡村划分为经济发展功能主导型、社会保障功能主导型、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态保育功能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6种类型。②在城乡区位上,城镇发展型、混合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乡村依次呈现出围绕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圈层结构特征。③政府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发展空间转型,奠定了乡村发展的圈层分化格局;市场力通过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助推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地域功能多样化;社会力通过经济组织发展和乡镇企业兴办等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重构。④建立多方参与的社区化管理体系、乡村群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镇乡互动圈将是乡村发展优化的重点。

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

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面对辽阔分散和充满地域性差异的乡村,遥感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为乡村数据的收集、计算和分析提供了基础。可计算乡村通过系统性地收集乡村自然和人居环境要素的多源数据,建立乡村“图-数”关系;并利用指标计算、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方法对要素进行定量描述,可以在全域上展现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趋势,为乡村研究从“个案”迈向“全局”创造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包括:(1)以遥感数据为核心的多源乡村数据的类型和特征;(2)乡村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图数”关系智能解译技术;(3)“可计算”结果支持乡村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计算乡村中仍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选择——以东南亚为例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实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长周期的过程,已有研究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的归纳总结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地调研,归纳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针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选择如下:(1)投资起步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确认区位选址工作、选择投融资模式和制定园区规划。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开发建设经验和东道国国情差异,区位选址工作的策略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协助和东道国政府主导;根据园区开发商的资金能力和东道国土地所有制差异,选择投融资模式的策略有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与政企合资三种;按园区开发商建设经验差异,在选择专业机构合作为园区制定园区规划时可分为倾向更好的合作基础与倾向更大的知名度两种策略。(2)开发建设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按园区开发商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与资金能力差异,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有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合作企业参与、外包策略三种策略;按园区开发商的招商引资能力的差异性,招商引资工作形成了开发商主导、政府支持及专业机构支持三种模式。(3)运营管理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完善运营管理工作和融入当地环境。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及东道国政策支持程度,完善运营管理工作的策略选择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运营商主导和政企主导三种;在融入当地环境的策略选择上,不同园区开发商的具体发展策略差异较大,但总的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参与和政府支持三种。

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衔接与融合

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增强两者的互动关系和集成效应。文章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内涵解析及趋势研判入手,构建两者的衔接与融合机制,并以广东省为例,探索基于生态修复规划分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对传统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的继承与更新,前者具有生态转向而后者突显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②土地综合整治的问题与生态修复的目标相衔接,内嵌于乡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内,并通过耕地与农田网络、宅基地与民居建筑等要素一一对应。③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在权属明晰、权利激励、市场平台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及价值转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最终达成两者之间的收益循环。④广东省内珠三角生态区、海岸带及北部屏障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应各有侧重,服务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

中国五大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精细化的碳排放与用地景观栅格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城市碳排放绩效,利用景观指数量化城市用地景观格局,再结合核密度估计和泰尔指数揭示城市群碳排放绩效与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化规律,最后结合线性拟回归与Pearson相关性对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碳排放绩效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城市群内碳排放绩效比城市群间差异更大。(2)研究期间五大城市群间及内部景观指数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城市扩张指标“景观总面积”呈上升趋势,表现为东部城市群高于中西部;形状复杂性指标“景观形状指数”与紧凑型指标“分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两者均表现为京津冀最高、珠三角最低。(3)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紧密相关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除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形状复杂度指数与紧凑度指数均抑制碳排放绩效。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镇街空间尺度上科学构建了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空间网络,对珠三角5大主导行业组团的内外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珠三角地区镇街尺度上产业空间演化模式,最后以佛山市北滘镇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珠三角在行业空间网络上体现为主导行业组团内部产业关联度增加、主导行业组团之间的产业关联度降低,反映出为增强地区韧性、适应全球市场的新需求,地区开始跳出本地配套支撑,融入外部生产市场,从相对初级、多元化的分散化发展演化为高端、专业化的集中式发展的产业空间生态模式。未来,珠三角亟需转型,为更快速响应全球市场,建议地区不止于为发达国家提供加工制造,应做强本地特色化的生产品牌,构建本地的完整产业链条,以谋求可持续化的产业发展。

城乡融合视角下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拆旧复垦的资本化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土地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关键。土地整治和资本化作为提升土地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一直是各方探讨的热点。论文以广东省实施的农村拆旧复垦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资本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梳理其与乡村振兴、城乡联动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实施中,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弱关系"和土地流转为主的"强关系"分别在整治腾退建设用地和复垦农业用地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土地资本化的主要路径;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主要通过结构重组、空间重构、生产方式变革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推动乡村振兴;最后,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以跨地区市场交易平台为载体,引导城乡之间土地、资金等要素流通,通过设置最低保护价和优先购买权等方式保障乡村的发展权利,实现城乡等价要素联动。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环境污染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基于广东省121个县域的实证分析

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构建水气污染综合指数测度广东省水气环境污染状况,在解析2012—2016年水气环境污染时空变化与主体功能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水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2012—2016年,广东省水气污染综合指数降幅达到46.93%,处于污染指数高值区间的县域数量大幅减少,并呈现由边缘向核心收缩的空间变化特征;(2)4类主体功能区的水气环境污染均有明显改善,但相对而言,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仍是广东省水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区;(3)人口规模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水气环境污染的共性驱动因素,此外,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还分别受到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的影响.建议从引导城乡居民绿色生活、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技术、增加地方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中的环境效益考核入手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全球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心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方法,系统分析了1990—2017年全球人口与粮食的时空格局、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结果表明:(1)近30年来,全球人口与粮食均呈增长态势,两者的时序变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全球人均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特征显著,多数国家的"人粮关系"矛盾突出。(2)在全球尺度,人口与粮食重心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反向错位发展的态势。(3)在国家尺度,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呈现由南至北依次为"正错位区—负错位区—正错位区"。负向高错位区稳定在印度、日本等国家,正向高错位区稳定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4)全球各大洲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基本稳定,空间错位指数发生转向的国家分布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5)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农业发展、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致使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促成全球人口与粮食的空间错位格局。政策启示:中国有必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粮食自给率,合理统筹配置两种资源和处理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规避世界粮食贸易波动和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策略,构建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