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规划思路,因应拉动内需

为应对当前金融风暴和振兴国内经济,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加大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的全面投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此战略背景下,因应战略投资方向协调就业—居住关系,推动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顺应区域一体化趋势下的城市发展空间重构,突出乡村主体性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新模式,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广州市地铁开发对沿线商业业态空间的影响

以广州市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和三号线为例,分析地铁开发对沿线商业业态空间的影响,并从行为地理的角度进行解释。地铁开发强化了商业空间的等级分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的集聚效应得到加强,而城区和郊区商业空间的分异进一步加大。消费者的行为显示出购物中心正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下商业空间的主导业态,而经营者的选址行为也在增强商业中心的极化能力。结论认为,地铁开发并没有均质优化沿线所有站点的商业环境,而是通过其快捷交通引导各种业态向城区集聚,加速了郊区化背景下大城市商业业态的向心集聚;地铁建成后城区商业中心地位的加强,得益于购物中心在业态空间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地铁开发塑造了以购物中心为主体的商业业态空间结构;地铁开发也加速了沿线换乘站点周边商业区的生长。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大城市健身消费与地方建构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居住郊区化背景下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演化——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错位现象为切入点,从消费社会学的符号消费视角对其原因进行新的解释。消费空间剧场化、消费空间时尚化以及消费空间对消费者社会身份的建构功能,使北京路传统商业步行街作为高级商业中心地的符号功能得以建构。现代购物中心的符号表征功能,使天河区商业中心成为一个消费者自我实现的情感化消费空间。两者重构了大城市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到郊区的居住空间得以拓展而消费空间受到抑制,难以发展高等级的现代业态。随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城区商业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吸引力,新时期的地下商业文化也加速了商业中心的符号化。城市消费空间正向城区商业中心极化力量增强的方向演化。

广东省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及权力特征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6类就业区的比较分析发现,①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整体同构来自互补性的就业角色,两性关系是平等的;性别隔离来自于隔离性的就业角色,两性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女性就业在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高度集聚的就业活动分布在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区,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就业区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③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一种以广州和深圳为极点的就业空间秩序,这种结构制约着区域就业空间新秩序的出现,也体现为区域就业秩序下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④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

地理区位与权力--以广州市X市场为例

从人本主义视角,以广州X市场为个案,以权力为主线,揭示地理区位和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1)地方权力关系适度嵌入地理区位,地理区位具有权力依赖指向。(2)权力空间化下的地理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地理区位更多的是体现了精英的主体性,精英群体权力的空间化控制、建构或者瓦解着市场。权力空间的生产性,决定市场的地理区位是不确定的。(3)地理区位具有强地方性,是地方响应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既表现在经济精英的本土化,也充分反映在地方政治精英力量的强势表达。(4)地理区位是精英群体权力秩序的表征。地理区位和权力之间不是二元化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与地理区位的共在(co-presence)关系,地理区位是权力秩序的表征。

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研究。通过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和就业类型区的分析发现:(1)与流动人口相比,常住人口就业空间的分异更显多元化,其就业的体制内特征更为明显。两类人口就业空间没有形成社会极化结果,收入与职业的极化并未导致社会空间极化的出现,但也存在着类社会极化的特征。(2)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具有中产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性。而就业差异是否导致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阶层分异,则需进行后续的深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