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哲学研究中的差异论取向——基于当代英美学者视角的考察

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英美学者,如陈汉生、安乐哲和郝大维等人,试图从古汉语的语言结构出发,来解释古代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独特性。然而这些学者关于古汉语和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证都是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的预设之上的,因此无法说明古汉语和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独特性。

论哈代的战争诗

哈代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首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其中有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由于他对战争深刻而颇具穿透力的批判、他对战争的历史透视、他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痛的真实描写、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高度关注、他对人类前途的忧患意识和他颇具现代的艺术手法，他的战争诗在他的全部诗作，乃至英国的战争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的概念从布思开始提出,就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不同批评家对之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包括视之为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和纯粹从文本推断出的假定作者形象。作者在本文中一方面论证了隐含作者不是真实作者的有意识创造,也不是其第二自我。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借助对艾柯的文本诠释理论的引申和修正,提出"隐含作者"概念的一个可能解释。此外,作者认为,虽然真实作者不能作为文本意义的来源,但仍然在文本诠释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论哈代的时间诗

时间是哈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时间诗大多反映时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痛。哈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因此 ,他的诗歌常常表现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 ,以此来揭示生活的悲剧性。透过诗歌流露出的悲伤情绪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时间诗的创作主旨 :探索人们应当如何面对残酷的时间 ,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语言迁移与基础俄语教学的优化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高校俄语基础阶段教学的现状,探讨如何有效运用"语言迁移"原理,充分利用"零起点"学生良好的"汉语(L1)+英语(L2)"优势,引导学生在俄语(L3)的学习过程中建立"正迁移",避免"负迁移",优化基础俄语教学。

超越“他者”的路径——当代美国的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方法论考察

史华慈在反驳萨伊德对区域研究的指责时,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并未被萨伊德所指责的“东方主义”所统治,而是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学者互动交流的产物。当代美国中国学所历经的三个研究范式虽然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但体现了西方学者试图超越“自我”/“他者”对立的模式,实现真正交流的努力。史华慈的比较思想史观表明,对跨文化的问题作出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安乐哲和郝大为、陈汉生等学者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固然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框架的影响,但如果将其视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而非唯一正确的理解,就能透过令人迷惑的西方理论框架看到真正的理解与融合。

儒家伦理中的自律

儒家伦理是否自律,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结论却莫衷一是。该文通过比较儒家伦理中所体现的自主性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的“自律”概念,认为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哲学中“自律”概念的两个构成因素的不同侧重。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作为个人权利基础的“自律”,但在作为道德理想的意义上则的确可说是“自律”的。儒家的“自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济慈时代”

该文结合文本分析 ,追溯了济慈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并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从对济慈的单纯模仿到自觉超越 ,威廉斯发展了自己的诗艺并逐渐臻于成熟 。

英美科学幻想小说简论

本文从三个部分论述英美科幻小说的嬗变 ,特点以及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科幻小说是科技发展的产物 ,带有现代社会的印记。 1 9世纪是科幻小说的初创期 ,而 2 0世纪是科幻小说的成熟期。从历史发展上来看 ,英美科幻小说可分为传统科幻小说和现代科幻小说。传统科幻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为现代科幻小说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幻小说从主流上看不再象传统科幻小说那样一味注重离奇的情节 ,而侧重表现现代人对现在和未来的关切和思考 ;现代科幻小说的题材更为广泛 ;现代科幻小说更具坚定的科学基础和文学性。科幻小说具有思想性和艺术风格 ,与幻想作品有很大区别 ,因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式样 ,进入伟大的文学传统。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 ,科幻小说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

哈代与悲观主义

本文旨在探讨哈代同悲观主义的关系。哈代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胆批判和对生活的坦诚表现使他的悲剧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悲观情调 ,但是 ,由于他歌颂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赞扬人们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命运具体地体现在环境 ,尤其是社会环境上 ) ,哈代的悲剧思想既不同于古希腊人的命运观 ,又不同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哈代是悲剧作家 ,而不是悲观主义者。

重论陈汉生“质料名词假说”与公孙龙《白马论》解释

自冯友兰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是否提出了抽象共相的问题便争论不休。陈汉生认为公孙龙无法在先秦哲学的唯名论背景中提出关于抽象共相的观点。虽然不少学者赞同冯友兰的观点,并提出了对之的辩护和修正,但却未能正面回应陈汉生的挑战。本文详细考察了陈汉生提出的质料名词假说及相关论点后认为,《白马论》的确表明了公孙龙对西方哲学所说的抽象属性或共相的认识。只是由于受到先秦语言理论的限制,公孙龙并没有用抽象的术语来刻画。《白马论》真正重要的哲学意义在于,公孙龙发现了语言和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语言(名)所对应的并不一定是具体事物,而可能是事物的组成部分(属性)。

对葛瑞汉和陈汉生先秦哲学“理性”的考察

运用“理性”概念来诠释先秦哲学的确有助于揭示中国思想的特点,但同时也揭示不同学者对此概念运用的任意性。无论是葛瑞汉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理性论辩的宣称,还是陈汉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理性”概念的断言,都仅仅从两个不同角度说明西方对“理性”的传统定义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的相应经验。这一解释模式所揭示的,不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恰恰是西方概念体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