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之整体框架思维:主要内容和现实分析

社会制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至少应该包括相互对应的思维和内容两大部分。其中,思维上应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这包括剖析制度产生的原初目的、决定制度演化轨迹的力量结构以及对弱势者造成的危害等。内容则包括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实在制度的衍生效应、制度完善的基本路向。基于这一整体性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对流行的制度观作一审视和比较:对现实制度的认知和改造应该基于未来发展的视角而采用正义原则,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现状评价未来的视角而采取狭隘的效率原则。显然,这也构成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制度认识和改革思维上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分析及其阐释

马克思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它将基于"应然"的规范分析和基于"实然"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这条制度研究路线可具体分解为五大层次:一是揭示制度的应然本质;二是剖析制度的实然现状;三是探究实然制度背离其本质的成因;四是考察实然制度的影响及危害;五是探究制度改进的方向和措施。这一研究框架几乎适用于所有公共领域的事务分析,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等,并比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更有利于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剖析。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于"Oikonomikos"一词,意味着"家政管理",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出现,它集中研究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治理。政治经济学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从而也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合理名称。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社会思潮对国家干预的反动,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并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

演化经济学面临思维转向: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目前演化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物演化思维,它使用生物学隐喻和还原论方法,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但实际上,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表现在行动主体、演化特性、演化动力、演化进程以及演化结果等诸方面。一般地,新奇性和反还原论更适用于社会演化的分析。因此,就有必要区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两种分析思维,运用和发展社会演化思维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

企业信贷配置差异的货币成因——基于异质性行业货币需求视角的微观企业研究

通过货币数量方程和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行业的货币直接需求系数和完全需求系数,并将其分别作为行业货币需求和产业链货币需求的代理变量;随后,综合行业(企业)货币需求、企业绩效和政府政策三大影响因素,采用199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从信贷数量、信贷增速和信贷价格三方面实证考察中国异质性企业信贷配置差异的现实和成因。研究表明,货币需求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信贷成本,但对信贷数量、增速的影响不显著;企业绩效显著影响了企业的信贷配置数量、增速和价格,政府行为对企业信贷配置的影响有限并具有条件性。在结构性信贷政策调控下的市场资金配置,除了遵循效率原则还应顾及行业固有的资金需求属性,否则将会引发信贷错配和产业结构失衡,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政府指导与市场调节的合理把握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平稳过渡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

奥地利学派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强调要集中分析行为的动机而非行动的结果,同时将对市场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保持警觉的特性视为企业家精神,而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视为企业家才能,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的作用,使市场经济中的分散信息得以发现和利用,从而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因此高度推崇企业家的作用。然而,由于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根基于"套利"说,无法界分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垄断行为和非垄断行为,也无法认识销售成本和产品差异、甄别企业家的欺诈和强制,所以无法区分不同企业利润的性质和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进而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

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现代意义

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演化不是源于个体间的博弈均衡,而是源于社会互动的长期演化;制度安排之间也具有共生性,从而制度研究必须具有整体性和和系统性的森林观。老制度主义从演化的角度来分析制度的形成,以跨学科知识来分析制度的走势,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社会制度。当前的制度研究可从美国老制度主义汲取思维营养,这包括整体分析、历史分析、演化分析、结构分析、权力分析等,通过对真实世界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夯实制度研究的微观基础。

金融深化条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研究

本文首次采用最新发展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全球69个国家(地区)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展开深入分析。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考察了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等基础条件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资本流动效应,并结合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渐进演变关系。本文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了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境证券投资,并由此加剧资本流动的波动。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导致了跨境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的下滑;而且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国内和全球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逐步趋同,境外投资者对国内资产的投资动力也将逐渐减弱,从而导致对内证券投资流入的下降。此外,我们还发现当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下降;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四类跨境资本流动均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相关启示。

现代发展经济学如何发展:兼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

针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造成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以"自生能力"概念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但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实质上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因为"自生能力"本身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定义的,林毅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也局限于它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而非本身思维逻辑和分析范式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传统的比较优势也不再有效,其原因包括内生的技术而非外生的资本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日益显著的规模经济根本上制约了后起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得正常利润率自生能力本身只存在于逻辑化市场中,市场竞争根本上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和内需不足问题,等等。通过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剖析,不仅可以全面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产业和贸易政策,而且可以反思经由新古典主义改造的现代发展经济学,从而更好地探索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方向。

知识结构、人性设定与流行的制度研究反思

社会制度是复杂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社会制度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知识,至少包括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以及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只有基于知识契合形成合理的人性假设,才可以为社会制度研究夯实微观基础,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实制度、探究制度变迁以及推动制度优化。事实上,社会制度是复杂社会经济关系下社会互动的产物,而非孤立个体的理性选择结果,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简单地将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个体行为分析拓展到社会制度研究,将个体间的力量博弈均衡视为理解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基础,从而严重误导了社会制度研究。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

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劳动者收入是否与其贡献相称,但实际上应该关注含义更为广泛的分配正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主体因福利不平等和能力不平等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无法在形式化的机会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在现实的市场中,初始收入分配的不正义性不仅表现为工资收入难以完全体现劳动贡献,而且还表现为贡献相称原则忽视了异质个体的能力不平等问题。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由自然不平等衍生出的纠正正义。事实上,众多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都把收入分配、分配正义以及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探究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问题,致力于提高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福利的经济学更应该把分配正义当作核心研究议题。

踏脚石策略与中国企业出口增长

本文以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为切入点,利用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5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企业个体特征变量,使用带有随机效应的Probit估计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研究了踏脚石策略对企业市场进入、出口增长以及市场退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会从现有的出口市场中学习,并将它们作为进入新市场的踏脚石;对特定市场而言,新出口企业在第三年的出口增长快于同期在位出口企业,同时,前者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也更高;(2)目的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低的进口关税,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而且能够促进已进入企业的出口增长,同时降低企业退出该市场的可能性;(3)外部踏脚石效应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仅市场踏脚石能够促进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增长。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本文针对近期中国出口波动幅度增加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出现"过度反应"的事实,利用中国对5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出口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变量,研究了外部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波动的数量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从数量关系上来看,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的量级在短期内要远远大于传统上所考虑的供给、需求以及汇率因素所产生的影响;(2)使用灾难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明,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因果关系;(3)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这些发现意味着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经济环境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之选,而企业要着力对未来的需求形成科学有效的预判,以期对冲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现象的成因解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长期停滞问题成为热点,然而对其成因仍有颇多争议。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关于长期停滞的现有研究,发现实际利率高于均衡利率是理解长期停滞的关键点。然后本文区分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计量模型,使用23个发达国家1960-2014年的数据,对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以及长期停滞的成因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长期内实际利率水平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人口因素、技术因素、产出缺口均是影响实际利率的重要原因,内部债务占GDP比重也与实际利率紧密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实际利率走高,此时即便名义利率被调控为零或负,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亦难以使得实际利率趋近均衡利率,从而导致长期停滞。当前中国相关因素也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我们理应有所警惕。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比较分析——基于DSGE模型的三规则视角

单一的利率规则或数量规则均不足以反映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具有并行选择性和包容性特征的货币政策混合规则形式,并基于中型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校准和贝叶斯方法分别估计了利率规则、数量规则和混合规则下三个模型的参数。通过比较不同规则模型在提前一期预测值、预测值标准差和根均方误差上的实证表现,并与现实数据对比,我们发现新的混合规则能更好地拟合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基于等价消费稳态偏离等标准,我们对比了不同规则模型在遭遇外部冲击时的福利表现,发现央行使用具有并行选择特征的混合规则,可以提高调控效率,减少福利损失。概言之,无论在实证(是什么)还是在规范(应该是什么)的意义上,新构建的混合规则均优于利率规则或数量规则。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

技术差异是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核心表征,理解技术扩散的深层障碍是有效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前提。本文利用方言数据测度文化差异,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海和广州作为技术前沿,各个城市与技术前沿的相对方言距离对技术差距有显著影响,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技术从前沿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制度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中介变量,即文化差异通过阻碍制度传播进而阻碍了技术扩散。进一步考察技术扩散壁垒的异质性,发现在同等条件下,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削弱文化差异的阻碍效应;清末开埠通商、西方传教以及近代工业发展等早期对外开放和采用新技术的历史经验,同样有助于削弱文化差异这一技术扩散的隐形壁垒。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基于国际规律的视角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迷局仍未破解。本文使用实际汇率制度RR分类.基于116个国家31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制度和金融三类因素,细分四类国家样本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段.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充分探讨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规律:然后应用八种国际规律定量评价中国1994至2016年间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研究发现:中国的汇率制度演进都严重滞后于自身国情,汇率市场化乃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摈弃事实上的单一盯住制度.选择偏自由的管理浮动或者自由浮动制度。最后,将相似国家作为参照,提出中国在货币浮动安排、央行干预行为和外汇收支管理方面的整体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