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前瞻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区域行政研究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两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尽管如此,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仍需要在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大都市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区域政策研究、流域治理问题研究、跨区域、跨行业联动机制问题研究、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及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

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改革:以珠三角为例

通过对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大规模行政区划改革的评估,这一改革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并未破解区域整合的迷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实现区域公共管理,而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区的治理经验来看,必须实现治理机制多元化。因此,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野来看,行政区划改革只是多元化治理机制中的一种,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适应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该实现治理机制多元化。

非正式制度的管理效能及其建设

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却又容易被忽视。非正式制度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规范功能。要从更新管理理念、建设管理道德、塑造组织文化和促进制度均衡等方面进行非正式制度建设。

公私组织二分法及其行政学意义

公私组织二分法是公共行政学者使用的最基本组织分类法。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公私组织二分法遭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困难。但是,公私组织二分法有着重要的行政学意义,公私组织二分法有助于分析公共组织的特性、界定公私管理的可通约性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公共预算改革对深化中国行政改革的意义

1999年开始的中国公共预算改革对进一步深化中国行政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分析预算改革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重大促进作用,然后通过分析公共预算的功能与政府职能的联系,指出公共预算是实现政府职能的基础,随后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论述了公共预算改革对中国行政改革的意义。

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以清水江治理为例

跨越行政管辖区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公共问题上捉襟见肘。治理区域问题的各类主体都存在着内生性的不足,从而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区域公共事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关键在于受区域公共事务影响的利益相关人能够组织成相应的供应单位,该供应单位必须选择利益相关人表达偏好的方式,在利益相关人之间分摊成本的方法,并选择相应的生产单位来生产治理区域公共事务所需要的公共品。

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

文章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了泛珠三角区域政府合作的背景和现状,并从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合作规范、合作政策等五个方面探索了泛珠三角区域政府在合作上的创新与路径。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公共预算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在中国,公共预算一直是经济学家(主要是财政学家)研究的领域。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在公共预算领域的“自我放弃”不仅给自身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公共预算研究的发展。所以,本文呼吁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视公共预算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公共预算的研究。

对西欧高等教育改革中“评估型政府”的思考

评估型政府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特征。评估型政府不仅改变了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影响着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因此,把握评估型政府的概念、特征、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制度分析的方法论评价——兼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征

制度分析的首创者在不同学科的方法论特点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凡勃伦和康芒斯都是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的,韦伯则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近代以来,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西方制度分析中占了主导地位,原因主要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符合西方社会的科学研究传统和人文主义思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内在要求,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观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西方学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又确实容易走向价值观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与西方制度主义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与西方制度主义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坚持了价值观集体主义。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自身无法消除的、不断强化的"自我瘫痪"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趋势系统地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福利国家是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产物,它旨在修复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调节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负面后果。然而,福利国家的功能与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完全吻合,它抑制了资本投资的意愿,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扭曲了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而又内在紧张的关系: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正是在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前行的。

指向真实实践的中国行政学研究: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

伴随着行政学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为了解决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本体化与规范化这一双重困境,有必要让行政学研究回到真实实践。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不是指行政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而是指行政学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包括行政组织以及与之互动的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日常行动。事件分析方法是行政学研究指向真实实践的一种有效分析技术。

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从一些典型个案来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形成了纵向政府间机构设置整齐划一的结构。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深圳、顺德等地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样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调整纵向政府间关系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建立

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方法论探讨、直接理论来源3方面入手,文章分析了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回溯了戴伯格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指出:关于权力结构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格局中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被观察到;另一个则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组织结构的观察加以确认。因此,要对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街道社区公共服务的多维评析——以广州市逢源街为例

我国社区公共服务面临新的选择。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直接的、全部的管理变为政府负责,社会中介组织、其他社团共同参与的社区公共服务,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社区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广州市逢源街道就是其中之一。针对逢源街道社区公共服务所做的介绍性、分析性论文已经不在少数;文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逢源街道社区公共服务做了多角度评析。

公务员侵权赔偿责任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有侵权必有责任是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法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的违法公务行为责任。其中,侵权赔偿责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的侵权赔偿责任受到普遍重视,并在各国的行政法体制中都占据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中国域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所实行的公务员的侵权赔偿责任制度进行考察,明确指出,公务员侵权赔偿责任的落实是实现公务员权责一致原则、迈向责任行政的一个重要步伐,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私人、公民、哲学家:政治哲学中的三种思维方式

私人、公民、哲学家是切入政治哲学的3种不同的角度,它们代表3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形成3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之间的深层差异,乃在于谋求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方式,即分别从前政治的价值、政治生活本身的价值、哲学真理的角度为政治社会提供合法性证明。文章在分析3种模式各自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哲学家在从事政治哲学的时候,应当从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观念出发进行理论构造,着力阐发公民间横向的政治关系,以便既突出政治哲学的政治之维,同时又回应价值的多元性。

制度转型与创新过程中的三大约束

在制度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不仅旧制度不会自动地退出旧的客观路径,而且反映旧制度的主观路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新制度的设计和推行,首先是约束着制度创新主体的价值认知和思维模式,其次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最后是约束着推行新制度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