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保者视角下的职工养老保险满意度差异性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2017年广州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公众态度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保者的职工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参保者对职工养老保险的满意水平接近比较满意的状态,其中,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满意度显著高于退休人员,而感知质量是影响两大群体参保满意度差异的关键要素。此外,制度了解度与感知价值对参保者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提高制度了解度、经办质量和待遇水平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的“双向赋能”——以华北A县矛盾纠纷治理创新为例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过程。基于“制度-治理-生活”的分析框架,华北A县“平安周例会”矛盾纠纷治理创新实践中呈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向赋能”样态:基层党建通过整合资源、价值引领、激活主体构建共治格局实现了乡村有效治理;在此基础上,增进了党的动员、回应与组织能力,有力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实践探索彰显基层党建开始着眼农民日常生活问题化的实践情境,以党建工作制度化撬动乡村治理、以社会再生产巩固政党权威,建构适应型党建,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有效治理融合推进,从而使得整合社会与激活社会的双重目标实现了有机统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双重逻辑的融通,既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精细化学理建构,也为增进党建引领实践效能提供了新的路径指向。

“块”何以俘获“条”?——基于A县条块共谋的个案研究

基层条块是国家治理的组织根基,清晰合理的条块关系关乎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的提升。现有研究对狭义条块关系中的俘获行为与共谋问题尚未充分揭示。文章基于A县国税局与县政府之间条块共谋过程的历时性考察,从委托代理与激励约束理论出发,讨论了基层“块”俘获“条”及其共谋现象的制度逻辑:在不同层级“条”“块”机构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上级政府对基层“块”的强政治—弱经济激励、上级垂管部门对基层“条”的弱政治—弱经济激励分别催生了基层“块”和“条”的扩财动机,加之外部监督约束制度条件的弱化,从而导致基层“块”对基层“条”加强了代偿性经济激励,最终造成“条”被“块”所俘获,形成条块共谋,并引发了基层国税部门税费征管行为的“重心下移”。

食品安全监管的加强抑或弱化--广州番禺区监管重心下移的分析

在持续的食品危机之下,中国为什么不是集中监管权而是进一步将监管权下放到基层?基于广州番禺试行镇街食品安全办公室的研究认为,监管权下放是中国独特的监管模式。它针对中国食品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特点而设立,有利于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实现镇街的职能转变,同时可以利用地方政府间竞争来约束监管权力。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把监管重心放在已经获得准入许可的企业上,因此,强化更高层级的政府监管已获证企业的能力,是未来监管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乡村社区资产建设中的社会企业参与--以“e农计划”的儿童保护实践为例

拥有资产对维持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显著,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在中国的受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将乡村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转化为“资产”,释放出福利效应,是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建设的重要一环。本文以社会企业“e农计划”参与乡村资产建设、提升留守儿童福利水平的实践为例,展示社会企业在资产建设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和作用方式,探讨其遇到的困境和发展挑战。案例呈现与分析可为中国推动资产为本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范本,有助于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地区治理变革。

国家建设视角下“调解优先”的形成逻辑——基于珠三角地区D镇的案例研究

调解优先是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文章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指出,社会纠纷多样性、正式文书的缺失、判决难以执行等,促使后发型国家积极发挥自主性,采取工具主义导向的调解优先策略,以巩固基础性权力。一方面,调解优先以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了调解员的专职化,克服了兼职化的弱点;另一方面,以强调情感动员的柔性方式弥补了国家法律的不足,有助于国家意志深入人心。文章以珠三角地区D镇为案例,认为调解优先是后发型国家建设路径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具体体现,分析了调解优先的形成逻辑与实现机制,为深化现代国家尤其是后发型国家如何建立和巩固基础性权力提供借鉴与思考。

在象征与现实之间：经济绩效中的合法性逻辑

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逻辑展现了国家有效性对于国家统治证成的意义。但就经济绩效与合法性之间关系的传统研究及其判断方式,却表现出概念辨识、因果逻辑方面的混乱,从而对国别背景下的结论分野现象诠释乏力。以当代中国为观察对象,经济绩效中所具有的结构性特质被挖掘和呈现,从而在微观绩效和宏观绩效及其合法化机制的两种进路上形成了绩效合法性的中国式逻辑叠加。通过对这一逻辑叠加内在机制的剖析,绩效因素并不必然构成绩效合法性的逻辑起点;绩效及其生产行为的背后存在着相应的观念支持——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从而框定了国家与社会可以共同接受的绩效行为与目标,表明了经济绩效与合法性之间关系的判别将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境。

从国王到人民:“两个身体”隐喻的转换抑或拒斥

国内学者试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将"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英国中世纪政治神学中的经典拟制适用于现代政治,但这一隐喻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维度上进行扩展解读,都会遭遇有机论国家观与现代抽象国家观的对立,而后者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背景下抽象的人民主权者的建构问题。现代政治要面对的是人民的两种形态,即抽象化的人民与具象化的人民及其关系问题,它与"人民的两个身体"存在根本差别。现代人民主权政治优先考虑的是政治正当性的辩护根据,而非政治生活中的神圣性体验问题。相应地,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延续性与同一性,也是通过人民建构所依据的规范性原则及其制度化表达的持续性,而非"两个身体"隐喻背后的政治神学框架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