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公民生育意愿——基于CFPS2018的定量分析

生育关乎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基础。在目前中国偏低的生育率背景下,关注并解释公民的生育意愿具有理论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既有研究多从社会视角强调个人或家庭基本特征对公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但较少用福利国家这个塑造公民利益和行为的因素去解释生育意愿。从理论上看,福利国家不同类型的福利供给可能对公民生育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具体地,就养老、医疗这两类基础国家福利而言:养老福利供给可能使国家养老替代养儿防老,从而抑制公民生育意愿;而医疗福利供给既可能与养老福利供给发挥的作用类似,也可能在短期内使生育投入获得更多的家庭预算从而释放公民生育意愿。对此,利用CFPS2018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不论是养老福利还是医疗福利,都会对中国公民的生育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仅从理论上为生育意愿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国家视角的解释变量,还启示政策制定者应审慎考虑必要的国家福利供给与健康的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平衡问题。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动态监测评估：理念、模型与应用

以CIPP理论为基础,采用AHP技术整合指标体系,构建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动态监测评估HLRU-GEQAM模型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等级。研究发现,在一级指标中投入质量是关键;在所有指标中,研究生在大学本科期间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首要因素。评估模型为大学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选择路径。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

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如何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方式,既是一个有着重要政策意蕴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社会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把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尽量下放到基层解决;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让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不断加强部门联动,将诉讼调节对接机制延伸到最基层,有效地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培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完善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利用经济杠杆,创新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与部门监管的行动逻辑及影响因素——以广东省食品小作坊和小摊贩管理条例的出台为例

立法过程实质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张,参与立法的主体逐渐增多,冲突和僵局成为地方立法的常见难题。研究发现,地方立法机关主导立法过程的能力有限,难以把握立法精神,制衡强势的部门利益,即使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也无法引导出有价值的立法意见,立法过程易陷入反复的争议与论证,中央的力量或成为打破地方立法过程僵局的关键因素。未来的改革仍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地方自主立法的能力,提高人大主导立法的专业性和组织能力,保证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以达成关于监管的基本共识。

新常态下的中国教育公平问题探讨：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激发创新活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基尼系数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教育变得越来越公平;我国父代收入对子代具有显著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变小,尽管近几年有上升趋势,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教育公平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呈现单向因果关系。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政府部门须采取措施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教育资助体系,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提供保障;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确保教育机会公平;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动态收入公平。

参保者视角下的职工养老保险满意度差异性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2017年广州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公众态度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保者的职工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参保者对职工养老保险的满意水平接近比较满意的状态,其中,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满意度显著高于退休人员,而感知质量是影响两大群体参保满意度差异的关键要素。此外,制度了解度与感知价值对参保者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提高制度了解度、经办质量和待遇水平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教育公平与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国内39所“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内39所"985"高校2016年招生计划的研究发现:"985"高校招生指标地区分配的总体较公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985"高校招生计划指标分配不公平问题;现有各"985"高校招生计划制定原则尚不统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间录取机会公平;部分"985"高校属地招生比重过大,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本地区在"985"高校招生名额指标分配过程中的弱势地位。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得到提升的同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区域不平等问题突出。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促进高等教育平等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监察"985"高校招生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政策的落实。

委托代理视角下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研究

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如何提升政府回应性:地方行政改革的策略和逻辑——基于M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过程的历时分析

当前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公众需求复杂多变,通过改革行政体制来提升政府治理回应性,已成为提升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共识。然而,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不仅需要恰当的改革方案,更仰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M市的行政服务中心改革历史的分析,展示地方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回应性的行动策略,有助于总结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提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地方领导人的执政理念、组织完善程度和执行能力是促使行政改革沿着提升地方政府回应性轨道推进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社会政策70年的演进、成效与挑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70年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且呈现出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相一致的特征。即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因而社会政策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计生特征。本文尝试依据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创新、政策特征和政策效果等维度,对这四个不同阶段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力图宏观地展现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变化的动力,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为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建设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的“双向赋能”——以华北A县矛盾纠纷治理创新为例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过程。基于“制度-治理-生活”的分析框架,华北A县“平安周例会”矛盾纠纷治理创新实践中呈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向赋能”样态:基层党建通过整合资源、价值引领、激活主体构建共治格局实现了乡村有效治理;在此基础上,增进了党的动员、回应与组织能力,有力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实践探索彰显基层党建开始着眼农民日常生活问题化的实践情境,以党建工作制度化撬动乡村治理、以社会再生产巩固政党权威,建构适应型党建,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有效治理融合推进,从而使得整合社会与激活社会的双重目标实现了有机统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双重逻辑的融通,既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精细化学理建构,也为增进党建引领实践效能提供了新的路径指向。

“块”何以俘获“条”?——基于A县条块共谋的个案研究

基层条块是国家治理的组织根基,清晰合理的条块关系关乎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的提升。现有研究对狭义条块关系中的俘获行为与共谋问题尚未充分揭示。文章基于A县国税局与县政府之间条块共谋过程的历时性考察,从委托代理与激励约束理论出发,讨论了基层“块”俘获“条”及其共谋现象的制度逻辑:在不同层级“条”“块”机构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上级政府对基层“块”的强政治—弱经济激励、上级垂管部门对基层“条”的弱政治—弱经济激励分别催生了基层“块”和“条”的扩财动机,加之外部监督约束制度条件的弱化,从而导致基层“块”对基层“条”加强了代偿性经济激励,最终造成“条”被“块”所俘获,形成条块共谋,并引发了基层国税部门税费征管行为的“重心下移”。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

身份危机一直困扰着公共行政学,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关于什么是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对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回答并不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建构,相反它可能更依赖于我们的信仰,依赖于我们如何认识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依据范畴(boundary)、焦点(core)、关键词(key words)与论题(issue)等四个要素,公共行政大问题可界定为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的"合法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始于何处;组织层面的"有效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自身如何运行;价值层面的"责任行政"所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行政归于何处。公共行政学"大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而是因为这本身可能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公共行政学能否回答这些"大问题",与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获得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有关。

完善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一、从GDP到人民福祉：社会变迁视阈中的幸福广东 201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奋斗目标，并将其与“加快转型升级”一并作为全省“十二五”期间发展的核心任务。幸福广东的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开始把保障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执政目标，并对增进公众福祉作出庄严承诺，是对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模式的纠正。

食品安全监管的加强抑或弱化--广州番禺区监管重心下移的分析

在持续的食品危机之下,中国为什么不是集中监管权而是进一步将监管权下放到基层?基于广州番禺试行镇街食品安全办公室的研究认为,监管权下放是中国独特的监管模式。它针对中国食品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特点而设立,有利于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实现镇街的职能转变,同时可以利用地方政府间竞争来约束监管权力。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把监管重心放在已经获得准入许可的企业上,因此,强化更高层级的政府监管已获证企业的能力,是未来监管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坚定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要想发展经济,必须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将发展目光放于国际市场中,积极落实“引进来”政策,鼓励国外优质企业走进中国,让我国企业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以结合国情更好地发展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的提出旨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贸易合作,更新企业经营生产、管理发展经验。在当前日趋复杂的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以开放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维护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透明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中华文化的终极情感价值及其共同体意识传播

人独特的脑生理机制带来了人的终极需求,这只能通过文化的情感价值系统,尤其是终极情感价值满足并形构人的意义系统。终极情感价值作为文明共同体的根基性理念或轴心,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中华文化在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时空中形成自然精神崇拜,表现出"生生""人仁""和合"的终极情感价值及其价值系统。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具有重要启示:以终极情感价值统领共同体意识培育与传播,文化的层次性决定着传播的分层性。

共享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挑战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经济迅速发展,激活经济剩余,改变着居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进而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和新业态,推动传统经济升级转型。但共享经济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以及传统的监管方式的落后,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梳理当前共享经济内涵、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共享经济给居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同时指出共享经济给政府治理带来的难题。据此,提出政府要正确认识并大力扶持共享经济的发展,建立政府、企业、民众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包容、高效、规范、和谐的政府治理环境,以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超越机构重组:走向调适性监管

本文将1992年以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划分为开放式监管、分环节互补式监管、综合协调互补式监管、集权互补式监管四个阶段。尽管监管机构不断重组,监管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依赖发证的监管方式却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监管方式的选择是监管理念的体现,"发证式监管"反映的是一种静态的政府"全能主义"监管理念。本文认为,破除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困境,必须超越机构重组,引入调适性监管理念,认识到监管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动态性的,必须能够随着时间变化、科学技术进步、认知水平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将新的信息和技术进步不断整合进监管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