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与高校教学管理改革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要破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对于高等院校来说，必须更新办学理念，要以学生就业为中心，深化高校教学管理改革：一要从就业市场需求出发，提高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二要重视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三要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转变就业观念；四要建立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为学生提供就业服务；五要建立学校、政府、企业和学生联动机制，确保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性。

政府与公共利益:代表还是代替

政府的角色定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保障。围绕这个定位,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如何认识政府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两者所体现的行为方式有何差异以及两者的社会结构应是怎样的。相应地,以公共行政学对政府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三种解释范式为理论依据,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理解两者间关系的三种互补举措:以宪政民主为制度平台、政府扮演"中间人"角色及对公共行政技术规则的有效设计,进而得出政府是代表而不是代替公共利益的结论。

关于广州市对外来人口实行IC智能卡管理的个案调查

广东省是国内外来劳动人口集聚最多的省份。广州市积极探索,在全省率先对外来人口实行IC智能卡管理。跟原来的纸质暂住证管理制度相比,IC卡管理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实现了管理功能和管理形式上的创新。不可否认,广州市IC卡管理施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便民功能欠缺、适用范围有限、权益内容片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

政治哲学的研究 ,首先要确定恰当的切入视角 ,使其与相邻学科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 ,凸显它的核心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 ,确认它的“二元思维”模式 ,勾勒它的复杂问题领域。并围绕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集纳三类重要的思想资源———规范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观念。

从“共谋”到“共演”:高新区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基于东莞市S高新区的案例研究

高新区是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最佳场域之一。在高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高新区的转型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正是政府与市场共谋、共塑、共演的过程。在初创阶段,高新区利用“弱制度”培育高新区的区域市场,建立了信任式的共谋模式,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及人才入驻园区,聚集生产要素推动高新区的持续发展。在调整阶段,高新区认识到市场的弊端,开始利用共塑的宏观调控等干预手段,减缓乃至降低市场失灵速率,提高高新区资源的极化效应。在创新阶段,高新区逐步完成从追赶阶段到领先创新阶段的转变,逐步结合市场变化、政治气候及地理优势等重新设计和安排制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表现出由制度和市场共演的特征。

关于公共预算和国家治理

我们知道,我国经过30年的社会经济变迁,其实对国家治理构成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大家都意识到：需要一个适应经济社会变迁,重构整个国家的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觉得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最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起建设。

人大立法中政治与技术逻辑的互动--以G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省级人大立法程序日趋公开化、科学化,不同参与者得以影响立法决策。既有研究分别强调不同参与者在立法中的作用,但却未对不同参与者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及如何互动给予足够重视。现有的立法体制及立法程序,塑造了人大在立法中与其他主体互动的策略,并使人大的立法过程表现为政治逻辑与技术逻辑互动的过程,而促成政治逻辑与技术逻辑形成均衡互动的关键因素,是上级人大对下级人大的技术性审查否决威胁。下级人大通过请示上级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将其引入立法过程,消解立法的政治逻辑与技术逻辑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逻辑和技术逻辑的良性互动。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塑

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对公共行政领域的男性特质的批判,要求引入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价值观念。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为重视的是对人之"关怀",而"关怀伦理"集中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伦理主张。通过梳理女性主义对当前公共行政的批判以及"关怀伦理"的基本内容,本文主要从"关怀伦理"这一立场出发,并从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公共事务的范围、公共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方式等多个层面,思考了重塑当代公共行政的可能。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基于学生参与度的课程学习收获实证研究

近年来,关于课程教学质量改进提升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大多是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从学生参与度的视角分析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成果还较为缺乏。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391名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学生参与度的调查,了解学生在学习人体解剖学课程的过程中参与各维度有效教育活动的程度及其对学习收获的影响,进而分析和评价人体解剖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以期为教师改进课堂教学和评价策略提供建议,为教学管理部门开展课程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提供事实依据。

香港教育资历架构体系运行机制的制度分析

香港资历架构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以"资历学分"为通用货币和以"学习成果"为认定基础的较成熟的可累积与转换的"学分银行"。从制度因素的视角出发,对香港资历架构的法制基础、政策内核、政策运行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可发现,立法先行的法律保障体系、内外互通的学分累积与转换制度、政府适度"嵌入"的多元参与协同运行机制以及内外结合的质量监控系统彼此适应,相互融合,共同推进香港资历架构政策的有效运行。

主客体关系的对立与融通——诠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吉登斯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廓清它们在主客体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地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主张,主体与客体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社会结构赋予行动所必须的规则与资源的同时,自身又必须通过行动才能得到再生产。从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结构化理论在解决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等范畴之间的张力方面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医疗保障城乡整合典型模式比较研究——以东莞、珠海、湛江为例

对东莞、珠海和湛江城乡医疗保障整合模式和经济基础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东莞实行的全民医保政策在筹资标准、财政补助、管理机构、医疗待遇等方面都实现了统一;珠海整合了城镇居民医保与农村医保两大医保体系;而湛江则将医保缴费标准分为两个档次,不同的缴费标准享受不同的待遇水平。据此指出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和经济水平,选择不同的统筹模式,最终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

治理小官贪腐两个向度

治理小官贪腐现象有两个向度,一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二是加强监督,使腐败无以遁形。这就要做到: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建立严格的财务帐户管理和现金管理制度,解决财务漏洞的问题;与此同时,要开拓民众监督渠道。

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依法判决问题研究——以《刑案汇览》的诬告案件为基础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依法判决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事审判领域,刑事审判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少有学者以判牍为材料进行研究。本文以《刑案汇览》的诬告案件为基础探讨了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依法判决问题,对案件的依法判决情况做了详细的分类分析,研究显示,虽然官方要求司法必须依法判决,但司法实践中非依法判决的情况比比皆是。

深圳问责,不仅仅是一场风暴

一年多来,深圳尝试将"问责"概念引入行政运作中,并形成制度化的实践,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这一创举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我国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的动力机制研究

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利益、制度诱导、功绩考核、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等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征地的动力机制。因此,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遏制地方政府滥征地的有效方法。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