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基于两个核心问题而不断地展开。其一,在"比较"研究中,着重关注普遍性理论建构和个案研究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义追求科学、客观的普遍性理论,被认为忽视了各国发展的独特性和不确定性。对此,中层理论收缩理论概括的范围,理性选择理论引进对个体行动者的考察,新制度主义纳入个案的独特制度背景,以求更好地进行理论建构;阐释学理论则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普遍性理论建构是否可能提出质疑,推动了比较政治的科学研究与阐释学研究的互补。其二,在"政治"分析中,重在界定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系统功能分析强调政治的社会影响因素,被认为是对政治的社会化约,模糊了"政治"的边界。对此,政治社会学、"国家与社会"、国家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等研究路径,从多个方面强调"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变量的重要性,将比较政治研究的对象重新聚焦于"国家"之上;批判理论则力图恢复依附理论的批判性,揭示经验科学研究中隐含的深刻政治性。这些围绕"比较"与"政治"进行的探讨,使得比较政治学科在全球化背景下并非面临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推动了自身的发展。

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

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基础权力区别于国家专制权力,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不仅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归结于政权的性质和类型,而且有力地揭示了财政汲取与财政供给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一方面,统治者财政汲取的追求推动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汲取的需求、规模、来源和方式等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存活、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发展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还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不同路径,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财政体制理性化改革对于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基于财政视角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狭隘经验。这些争论为深入探讨和反思财政问题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亟待解答的课题。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新移民创业研究的语言转向与建构途径应用之刍议

研究者有层次依序梳理了创业研究以及台湾当前新移民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研究者发现,当前创业研究分析层次过于单一、且尚未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架构;另一方面,台湾的新移民创业研究成果尚属起步阶段,且多数的新移民创业研究都仅探讨特定新移民群体、特定地区和产业的研究。对此,无论是整体创业研究或台湾新移民创业研究,都面临许多不足和挑战。面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改变,研究者主张应将"语言转向"与"社会建构转向"的概念导入新移民创业研究中,并且透过叙说探就或文字探勘(Text-Mining)分析技术的使用,面对整体创业研究和新移民创业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开创崭新研究视角与途径的可能。

从区域行政到区域治理：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中,为了解决诸多区域治理难题,逐步实现了从行政区行政向区域行政的转型。但是,通过对近年来两个三角洲区域行政的评估,表明其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并未破解区域合作的迷局。由于两个三角洲的区域合作是一种缺乏治理的地方政府间协调与合作,所以无法有效治理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性问题。因此,要提升两个三角洲区域整体竞争力,应该适时从区域行政向区域治理转型。

“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模式

探讨中国模式,关系到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评估,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掌握欧美知识界如何论证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普遍性"的评价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英美专家所界定的中国模式聚焦于经济转型及政府作用,深受其价值体系指引。在这样的西方中心论下,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就成为一种威胁,随之则将影响人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判断。

公民身份发展的双重路径与策略选择

公民身份是现代公民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更是提升社会公正的制度化社会过程。国家主导的权利发展战略与以社会抗争为中心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促进西方现代公民身份发展的两条重要路径,前者追求国家秩序,后者重视日常秩序。基于中国经验的公民身份发展研究应从整体史观出发探究两大发展路径的并存整合问题,其所导致的新的社会秩序将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

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不仅有助于深化预算改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人大预算监督包括信息、对话与强制三个维度。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预算改革的推进,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是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促使政府更好地对人民负责。

2016选举透露出台湾政治新趋势

一如选前各方预期,民进党蔡英文主席顺利赢得2016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同时也率领民进党突破过半数席次,取代国民党成为＂立院＂多数党。尽管这样的结果没有太多出人意表之处,但是民进党一举囊括了68席的＂立院＂席次,再加上同为绿营之＂时代力量＂的5席,已经占了＂立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

日本近代中国学:知识可否解放身份

近代日本中国学家要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要不要抗拒欧美,另一个是要不要排除中国。本文根据这两个问题得出中国学的四种视角,分别以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与竹内好为例子。他们各自追求从某种卑微身份中的解放,但是根据沟口雄三的阅读,这些解放策略并不成功。沟口尝试了一种从中国历史基体出发,并用一种他称之为为了中国,而对日本加以“异别化”的解放策略,使他取得进出中国的能力,也就等于取得了进出日本的能力。但因为他并没有解决历史基体的范围如何界定的问题,使他不能断定如何才算是为了中国,才算是赋予中国主体性,则任何人的行动都有可能视作为了中国,这时他的解放策略就失效了。

中国城市“钱袋子”的权力：来自3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预算改革为城市人大加强预算监督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通过对全国38个拥有立法权的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经过十余年的预算改革,城市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呈现出明显的强弱差异。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人大自身的角色认知、阻力认知、组织能力,政府内部的行政控制、政治支持和财政部门的配合都对人大预算监督存在着影响。不过,阶层回归分析发现,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阻力认知、组织能力以及财政部门的配合。

市镇职能分工:市管镇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地级市直管镇"体制,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论文通过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个案的研究发现:在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地级市直管镇"体制曾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由"镇街分散发展模式"向"市域整合发展模式"的转型,诸多问题暴露无遗。因此,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逐步改革"地级市直管镇"体制。行政区划改革虽然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城市治理改革的经验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表明:在市与镇街区政府间进行职能分工,应该成为改革市直管镇体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