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与身份认同构建

作为建构主义与原生主义之间的折中视角,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论框架更加强调民族形成的历史性,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入手研究民族身份认同,因而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香港地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建构的案例,反映出语言参与当地民众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充满复杂性、异质性与流动性的特质。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视野中,应以族群象征主义为理论框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将大湾区内丰富的语言资源转化为对内建构身份认同、对外提高国际竞争力、讲好“湾区故事”的文化资本。

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遗产与文化认同

语言是一项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语言的载体,粤剧、木鱼歌、咸水歌等口头艺术将成为无水之源;语言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和建造物。大湾区内形形色色的语言文字,在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形态和程度“混杂”在一起,表达、彰显、建构着立体多元的文化身份。从历史到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粤方言、普通话、英语、葡语、其他汉语方言、其他语言等多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接触、渗透与杂糅现象,折射出粤港澳三地居民文化认同不断变化的轨迹。其中,粤方言的口语和书面语在香港地区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是文化接触中语言与多元文化认同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

制度包容性视角下的庇护主义与新兴民主:阿根廷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

庇护主义对新兴民主的作用是多元、复杂、充满张力的。现有研究虽然揭示了庇护主义对新兴民主的双重作用,但无论是从功能主义视角还是政治发展视角的研究,都没有进一步探究导致庇护主义在不同国家发挥不同作用的原因。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引入“庇护主义包容性”这一概念,可以识别出两种类型的庇护主义,而庇护主义包容性的差异,则是决定庇护主义给新兴民主带来正面或负面作用的重要因素。在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包容性庇护主义能够在民主化时期与正式制度展开良性、积极的互动,使正式制度能够有效运转,将多元、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民主体制,从而有助于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在以菲律宾为代表的国家,排他性庇护主义则会与民主化时期各项新生的正式制度展开恶性、消极的互动,严重侵蚀和破坏正式制度的功能,无法有效地聚合民意,也无法为民主体制提供必要的秩序与稳定,从而导致政治体系持续衰弱,民主巩固难以完成。

作为溯因推理研究方法的因果过程追踪及其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追求对因果机制的解释。然而,现实世界的公共政策过程往往非常复杂,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很难完全解释因果机制。近年来,因果过程追踪(Causal Process Tracing,简称CPT)作为一种基于溯因推理逻辑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多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该方法使用严密的案例内推断来追踪事件,透过过程分析撬开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具有识别并纠正虚假因果关联以及遗漏变量偏误等内生性问题等方法论优势,有助于弥合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鸿沟。因果过程追踪方法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其包容的理论多元性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具有较高的推介价值。在梳理因果过程追踪方法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近期发表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上的4篇关于因果过程追踪方法的学术论文,着重评介这一方法在公共政策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操作策略,以期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论多元化。

尺度调适:一种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新理路

长期以来,冲突协调和互惠对接一直是区域府际合作中的难题。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实践经验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已经从空间、权力和话语尺度探索出了一种“尺度调适”的新理路:即通过空间尺度缩小与适度扩容并举,形成一个适度规模的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通过权力尺度上推、下推、共享与内嵌,使权力配置与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相匹配;通过地方话语区域化和区域话语国家化,使话语体系与区域府际合作新空间匹配。与“纵向干预”“横向对接”和“纵横结合”等理论进路相较,“尺度调适”理论进路更具弹性、灵活性和回应性,有利于降低冲突协调的成本和风险、增强互惠对接的意愿和降低互惠对接成本,从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效能。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集聚变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对2007-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与外围城市面板数据的分类研究发现,虽然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及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均与其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这两类集聚指数对核心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核心城市更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大湾区各城市应利用实际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产业间的协同集聚也应突破单一城市的限制,发挥核心城市优质服务业资源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实现湾区内城市群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个人信息应用的保护设计与实证进路——基于《民法典》同意原则的博弈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原则。同意原则适用于个人信息应用有不少现实疑难。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实践呈现出分阶段应用规律,具体可分为个人信息收集及第一次使用的第一阶段、个人信息增值应用的第二阶段。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用序贯博弈模型描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可进一步推导出在同意原则之下,个人信息应用的分级保护设计框架。实践推进路径为促进信息主体的权利让渡与收益共享相匹配、加强信息使用者的能力与责任的对应配置、激励个人信息基于社会正义的合理应用。

中央全面管治权配套制度论纲

中央直接行使的'全面管治权'具体包括创制权、基本法制定权、基本法修改权、基本法解释权、政改决定权、立法监督权、'附件三'法律增减权、紧急状态决定权、新增授权的权力、任命权、行政长官监督权、指令权、外交权、国防权等。以上权力的运行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本文从权力运行频度、社会接受程度、权力运行实质性程度、配套制度机制成熟程度四个方面对各项权力的已有运行状态做出基本描述,并对各具体管治权力已有的配套制度机制进行梳理总结,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性建构,并建议以分散模式实现各具体管治权配套制度。

专题导言

本期港澳法政专题涉及三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分别是中央全面管治权、香港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对港澳工作思路的重要转变。《中央全面管治权配套制度论纲》从权力运行频度、社会接受程度、权力运行实质性程度、配套制度机制成熟程度四个方面对中央管治权的各项具体权力的已有运行状态做出基本描述.

美国城市贫困集中程度缘何不降反升?——基于对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法案和项目,力图降低公共住房区域贫困集中程度。然而,公共住房区域的贫困集中程度非但没有明显降低,反而形成贫困集中加剧的后果。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将百年来公共住房政策看作一套整体的制度体系,阐述公共住房政策的出台、发展、改革均服从于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变迁过程。公共住房政策形成以收入为基础的租金体系和选址一般在贫困集中区域的双重路径依赖,公共住房政策执行结构阻碍降低贫困集中程度的治理目标达成。本文剖析了美国政府、市场和不同群体在公共住房问题上利益分歧和行为选择,理清美国公共住房与贫困集中的复杂联系,反映美国公共住房强化贫困空间集中的循环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