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可乘--关于北京“有机食品”消费热潮的人类学调查

"有机"概念自形成以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在当下的中国,存在以"认证"为基础的"有机"管理和以"人证"为主的"有机"消费。环境问题、食品安全引发的对主流食品体系的不信任感、对现代性的反制等因素,综合助推了当前有机食品的火爆。消费群体的认知差异,使多元化的证明体系有了存在空间。民间自发的证明体系与消费模式,为当前的"有机"标准与其执行方式提供了反思路径,为促成更为行之有效的有机认证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通过文献回顾,对影响城市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作了简要的述评,并得出5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户籍制度是决定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最为关键的结构性因素,从根本上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第二,教育安置方式不仅影响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文化适应,并最终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第三,家庭的经济能力、父母的教育能力等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第四,社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不仅要依托城市社区,还要重新发现社区;第五,流动儿童是可塑性非常强的群体,我们需要挖掘流动儿童的积极能量。

有偿献血人群卖血的社会背景和行为动因探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某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曾经一度兴起卖血的高潮,形成了该区域大面积的因有偿献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形。本文对有偿献血人群卖血的社会背景和行为动因作了分析。

广东内伶仃岛猕猴种群动态及种群生存力分析

2014—2016年采用定点法对广东内伶仃岛的猕猴种群数量及分布进行了调查,并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分析了猕猴近30年间在内伶仃岛的分布格局变化。结果显示,得益于保护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目前内伶仃岛约有猕猴24群,种群数量在1 000只左右,根据种群连续3年的数据,参照种群现状、配偶体制、迁移扩散、环境容纳量、死亡率等种群参数,利用旋涡模型(VORTEX 10),对猴群未来100年内的数量动态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理想情况下,猕猴种群100年间灭绝概率为0%,内禀增长率r=0. 024,周期增长率λ=1. 047,净生殖率R0=1. 552,雌体的平均世代时间T=7. 55,雄体的平均世代时间T=6. 74。此外,通过对因子敏感度分析发现,影响猕猴种群增长的因子主要是近交衰退、环境容纳量及个体死亡率。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保护和管理建议。

出砖入史——闽南红砖中的地方记忆与空间转型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发展、材料运用与社会文化变迁直接相关,其象征、仪式、居俗是空间策略的反映。砖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闽南建筑的砖瓦作尤为独树一帜。闽南地区在墙面、屋顶、地板多处大量使用当地烧制的红砖,色彩强烈,与中国传统的帝王宫殿近似,因此漫长的历史中,身处"红砖文化区"的泉州民众一直试图解释自身的"僭越"之举。此外,泉州红砖运用方式的变迁也反映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对地方建筑的影响。

再谈婚姻的定义：尤以一妻多夫制、继承权及僧伽罗人的习惯法为例

本文从鲜活的经验材料出发质疑陈旧抽象的婚姻定义,因为它以一夫一妻制和殖民地的现代法律为前提,遗漏了世界广大区域(尤以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和青藏高原的一妻多夫制为主)的特殊婚制。首先指出传统"婚姻"概念忽视了世界各地婚姻的多样性,与许多地方的世系原则、婚后居住模式、财产继承关系难以兼容。进而肯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即它包含着十种权利属性,通过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印度和中国西藏的田野资料说明每一个社会只能分有这十项属性的一种或若干,婚姻机制的合法性和社会兼容性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才能确定。最后强调每一种婚制都建立在相适应的财产基础上,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是保护财产传递机制的,为此精心组织民族学资料来论证。全文把婚姻关系归结于财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讲兄弟共妻婚时提出父系社会中婚姻家庭造成的财产继承关系必定沿用父系继嗣习惯,但也不会完全排斥母系继嗣原则,婚约的每次缔结都是家产的一次重组,动产和不动产的分配就是表现;讲财产继承时没有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如引用僧伽罗人的习惯法和现代法。婚俗属于上层建筑,家产属于经济基础,婚姻主要是两家人甚至两个更大群体间的事,所以人们必须考虑经济因素,而把身份、地位、尊重等放到次要位置。文章指出了上述道理,不足之处是受篇幅所限,某些分析(如嫁妆)展开不够。

赶超型国家中个体公共性的演变--以消费生活为例

消费生活是一种社会生活,需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合作。但如何分析消费者在消费生活中的社会合作,现有文献尚没有形成分析框架。从“个体公共性”视角分析中国从计划体制到改革开放以后消费者的个体公共性的演变,剖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阶段所对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体公共性——圣人型个体公共性和市民型个体公共性,并分析个体公共性类型形成的结构根源,有助于弥补这个短板。个体公共性类型的演变显示了中国社会超越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普遍主义整合机制类型的转变。

旧裳新尚

没有唯一高明或正确的审美Gucci的Flora图样、瑶族的盘王印,Kenzo的虎头形象、苗族的蝴蝶纹,各自表达着个体意识、族群记忆或时代精神。作为白领通勤标配的一步裙、作为学生形象的宽大运动服,作为少女身份的革家射日红缨帽、作为尊严象征的彝族跳龙衫、作为土豪标志的Louis Vuitton,或人类学者温丝黛·马汀（Wednesday Martin）笔下作为纽约上东区通行证的爱马仕Birkin包（马汀2016），所有的选择都出于对时代、场合、空间、地域、经济、族群或文化的适应性。

从“嵌入性”视角简析近年来天主教徒构成呈年轻化、知识化原因——以济南洪家楼教堂为个案

以济南洪家楼教堂为个案,调查发现天主教徒构成状况呈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个体的信仰行为是嵌入于个人关系网络中的,受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嵌入于社会制度(国家宗教政策)的,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多种价值观的冲击下人生的价值却在迷失,人们更多的是将宗教信仰视为一种心灵慰藉、精神寄托。

开放与联通:一个民族志个案中的畲族社区地方性的消解——以婚姻变迁为例

开放与联通,在打破并重组广州东部畲族村封闭的空间结构与内涵,促成其与更宏观经济结构相关联,由较为封闭的独立社区逐步变得开放的同时,也促使畲族人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择偶等婚姻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传统的内婚制被打破,闭塞的婚姻圈随之重塑,与其他民族通婚现象日益增多。从畲族的婚姻变迁,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开放、联通对畲族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转变的重大影响,以及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建构新的家园空间: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移民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空间理论的启发下,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扶贫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的实地调查,本文揭示了当地瑶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物质性空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展示了在其新的家园空间建构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变迁,指出了新家园的附属性和脆弱性等特点。

单位制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及其折中治理——以某三线企业房改房交易纠纷为例

单位制转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房改房交易纠纷。在一些三线企业职工住房改革中,有不少基于良好信任关系的私下交易,卖方将福利变现,买方超前或超额分享到福利。当住房彻底商品化产生溢价并发生纠纷时,虽然卖方在法律上占优势,却通常并不彻底推翻此前的私下交易。住房作为单位福利的性质,三线建设"战友"般的同事关系,以及叠加了拟制亲属关系的"类乡土性"社会结构,生成了折中治理机制。

闽南读书会之三——几种“社会”研究的视角

20世纪中叶,费孝通从乡土出发理解中国社会的路径打开了探究"社会"的理论向度,他所指出的礼俗社会构成了社会科学界理解中国社会的原型。闽南读书会在导师王铭铭的指导下,从"乡土中国"出发,继续围绕构成"社会"的若干向度展开阅读,分别以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刘枝万的《台湾民间信仰论集》,田仲一成的《中国祭祀戏剧研究》以及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对朝圣的仪式研究作为第三次读书会的主要阅读材料,以此探讨以科仪、戏剧、仪式探索"社会"内涵的可能性。此外,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还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展现了其研究"社会"的历史文化旨趣。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索或定义"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并为以闽南为对象的区域研究扩展出更广阔的理论可能。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多重性与民族认同

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锡伯人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以及因为八旗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族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应具备的价值标准。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其新的族群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