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贝绍院士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座

本文是一则讲座纪要,记录了贝绍院士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关于文化遗产。 保护的讲座内容。包括文化遗产的界定,怎么样立法保护文化遗产和中国存在的一些文化 遗产保护中的问题等。

史禄国与中山大学人类学

2001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20周年,回顾人类学在中国的100年坎坷历程,不能不忆起费尽移山心力的开路人。史禄国作为一个俄国人,因为某种机缘,与中山大学有过密切的关系。本文的目的是回顾学者的学术历程与价值,以启来者;尤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学本土化呼声越来越强的今天,史禄国的很多研究对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

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１９２７年～１９４８年，是开创和奠基阶段。杨成志、罗香林、江应樑、林惠祥、岑家梧等更多地运用历史学派的理论主张，从事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全貌性研究，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南派”特色；１９８１年复办后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等方面，均取得可喜的成绩。

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早期宗教功能研究述略

本文对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对宗教功能的早期研究进行了回溯,初步厘清了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到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学术界关于宗教功能研究的源流,并对如涂尔干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功能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成就进行了学理上的评述。

论《寻乌调查》的社会人类学意义——与同期三部作品相比较的视角

毛泽东无愧于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作为他的一部成熟作品,《寻乌调查》具有典型的民族志特性。较之于同时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邹平市集之研究》和《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这部作品的社会人类学意义十分突出。在对各篇报告作出公允的事实判断和"透物见人"的价值判断之后,可以确信《寻乌调查》在价值取向、理论特点和叙事方法上棋高一着,凸显了毛泽东在特殊条件下讲究科学的调研态度和注重实效的创新精神。

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

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和1948年,关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曾撰文强调"伦字适用到社会生活上,实在有两种意义,一指类别,二指关系,关系的产生是在类别的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类中有推、推中有礼,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类中有序、序中有辈以及类别还在延续,关系以"和"为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对关系的维护,并且可以发现一套有序的儒家文化伦理以及家族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套文化伦理也是汉族社会延续性形成的动力所在,而这一延续的特点正是"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家族化公民社会的基础: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人类学与儒家的对话

本文认为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不能离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话语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内在特点。在儒家思想、文化、社会的框架下,提出纵式社会运行的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并与韦伯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论进行对话。作者所提出的"家族化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延续性的象征性表述。同时强调当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时,一定不能离开和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对话。

崎岖山路上的攀登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二

任何真正的人类学都是田野研究的精华。作者的道路并非平坦笔直 ,他在哲学的基础上 ,致力旁通政治学和人类学 ,上下求索、一路攀登 ,依靠坚韧的毅力、严格的理论训练和难得的田野经历 ,向文化人类学无限风光的险峰接近。

两个父系社会家谱的编撰和利用——历史记忆、族群关系及传统建构的人类学研究

汉族周边社会的特殊性使人类学传统亲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遭到了挑战,摆脱"历史的真实"和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模式的桎梏,从研究对象之传统建构话语体系的象征分析中寻找理解其自身问题的路径,是研究方法上一种新的尝试。针对两个不同性质父系社会家谱编撰和利用状况的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开展家族及亲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八

一个一个鲜活的民间档案文献,经过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这些文献马上就可以“活”起来,而“活”了的民间档案文献有助于“文化中国”的构建。

试谈人类学知识与大学通识型人才的培养

人类学学科发展现状与我国综合国力水平极不相称,大学生对于人类学知识的了解也极为有限,不利于高层次通识型人才培养。人类学的知识和理念,有助于学习不同文化间的相处之道,有助于拓宽人的视野,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六

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文化”的研究相统一,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跨越人文类型的空间阻隔——社会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沟通

人类学家们对异域文化的探询、对本土文化的自省 ,是在化解各族群间因陌生而造成的隔阂和误解。信息社会的到来 ,为建立“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全球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然而也给多元文化的并存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如何消解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悖论 ,建构起汇聚共融的文化模式 ,不仅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的课题 ,也是对其学科存在价值的考验。

小民族的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适应——人类学视野中的独龙族社会结构变迁分析

居住在云南西北部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需要面对耕地缺乏、雨季很长和年降雨量大的自然条件。进入21世纪后,独龙族由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传统生计模式逐步转到了退耕还林、适度畜牧、种植经济林木和外出务工的现代生计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转变困难重重,群众参与热情很低,对未来前景多持悲观态度。类似独龙族这样的小民族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没有发挥社会自身的拉力作用,导致国家力量推动下的生计模式调整很难奏效。当前独龙族面临的生存困境,归根结底是传统文化对新的制度环境的适应障碍。这需要从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制度上进行反思和改革,激发独龙族自身的发展欲望,充分利用独龙族传统文化的拉力,使其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尽快步入内涵式发展的轨道。

论西藏勒布门巴族文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思考

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于内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作为官方的政策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1977-1982 年中期规划》中正式提出.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方式,其目标之一是"研究符合不同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与多样化的发展过程,它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系统、居民参与这种发展的动机和方式"[1]这一概念成为教科文组织的思想和行动纲领之一."内源式发展"着重以文化优势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按照这一概念,西藏错那县边境民族--勒布门巴族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它的内源式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创新,只有注重自身文化定位,形成文化优势,才能走出门巴族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多元认同：“假结婚”仪式与盐井地方社会--对西藏昌都盐井纳西民族乡加达村的人类学调查

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加达村每年藏历新年都要举行"假结婚"仪式。这一妙趣横生的民俗现象折射出盐井地方社会的多元认同:首先是和谐共存的多个民族对藏文化的认同;其次是互相宽容的多种宗教对藏传佛教的宗教认同;最后是全球化语境中地方群众对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这些多元的认同不仅反映了盐井地方的文化多样性,更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和互相尊重。

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法律实践者——以楚镇司法所为例

法律实践所针对的"人"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在乡村社会中,法律实践者(机构与成员)不得不在非均衡的资源中,在国家法理与乡土知识间寻找平衡点。司法所既具有法律实践的专业性,同时又因资源与权力问题与其他乡镇机构一样具有自利性。无论是旨在学术的"理解"还是指向行动的"改革",都不能忽视此类平衡法则对法律实践者生存的意义。

社会与生物的连接点:医学人类学国际研究动态

人受制于生态-自然的进化规则,也创造社会文化适应甚至改变进化规则。对这一受制及改变的过程与人类疾病和健康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梳理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在健康和疾病领域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结合的微观机制(具身化)和宏观机制(协同进化理论),以及这两个机制下的结果(地方生物学)。最后,探讨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碰到的方法论挑战,即如何结合现代生命科学和生命科学之外的文化传统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