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肿瘤消融穿刺路径规划数字化研究进展

影像引导下经皮消融是肝脏肿瘤的重要局部治疗方式之一。为实现精准、安全的消融治疗,基于影像的术前穿刺路径规划尤为重要。然而不同医生的穿刺路径规划经验不同,导致消融的疗效与并发症参差不齐,限制了消融的推广应用。通过数字化技术量化专家经验、制定穿刺路径规划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有望制定自动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穿刺路径规划。本文从数字化技术方法角度综述近年来消融穿刺路径规划研究进展。

门诊老年肿瘤患者合理用药分析

目的我国老年人癌症患病率和治疗复杂性上升,老年人中使用多种和/或不合适的药物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定期且全面地回顾用药,有利于临床合理用药。方法回顾性地检查患者多种药物(PP)的使用情况,PP被定义为7 d内同时使用≥5种药物。根据2019年Beers标准,结合我国基本药物目录情况,对可能不适当用药(PIM)进行了分类,使用在线数据库Lexicomp对患者抗肿瘤治疗用药与其他药品是否存在药物间相互作用(DDI)进行分析。结果查阅2015年1月~2015年12月门诊病历,共有72例患者符合入组。平均年龄73.28岁,91.67%患有实体瘤。PP、PIM以及DDI的发生率分别为28.89%(n=28),47.22%(n=34),15.28%(n=11)。结论门诊老年肿瘤患者PP、PIM以及DDI的使用率较高,应优化该人群的药物使用。

结直肠癌筛查现状

近年来，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开展结直肠癌筛查较早的欧美国家发病率和病死率却下降明显，这与他们筛查参与率的提升密切相关。结直肠腺瘤缓慢增大并恶变的时间常需十数年，这种生物学特点使结直肠癌适于筛查。用于筛查的方法有粪便隐血试验（fecaloccultbloodtest．FOBT）、乙状结肠镜、全结肠镜、粪便DNA检测、CT结肠镜（cTcolonoscopy，CTC）等，各有优缺点。

大力推广大肠癌筛查

疾病筛查就是在人群中用快速有效的方法去发现那些未被识别的患者、可疑患者和有缺陷的患者，把健康人和患者（或疑似患者）区分开来。所谓大肠癌筛查就是通过询问登记、粪便隐血试验，初筛出高危人群，然后再行结肠镜检查确定是否大肠癌。大肠癌实行筛查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原则：（1）高发、流行、影响公众健康；（2）自然病史长，有可检测的癌前期；（3）有安全有效的筛查方法和治疗手段；（4）筛查、诊断和治疗的成本合理。

无均整器的Halcyon平台下AXB与AAA算法在肺癌计划中剂量学差异及分析

目的分析无均整器的Halcyon平台下Acuros XB(AXB)算法与各向异性解析算法(anisotropic analytical algorithm,AAA)在肺癌IMRT计划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随机选取28例中央型肺癌病例,保持射野设置和MLC位置不变,分别采用AXB算法和AAA算法重新计算剂量得到两组IMRT计划,比较两种算法在IMRT计划的靶区、危及器官的剂量差异。对靶区统计:PTV的D_(98%)、V_(95)、V_(100)、V_(105)、D_(mean)、CI、HI、GI;对危及器官统计:双肺及健侧肺的V_(5)、V_(20)、V_(30)、D_(mean);心脏的V_(30)、D_(mean);食管的V_(60)、D_(mean);以及脊髓的D_(0.1cc)、D_(mean)。结果对于PTV,AXB算法的D_(98%)、D_(mean)、V_(100)均低于AAA算法(P<0.05);CI、HI、GI指标AXB算法略优于AAA(P<0.05)。对于健侧肺的V_(5)、D_(max)、D_(mean),心脏的V_(30),脊髓D_(0.1cc),AXB算法均优于AAA算法(P<0.05)。Halcyon平台AXB与AAA算法计划验证通过率分别为(99.0±1.67)与(98.5±1.84)(P=0.38)。结论无均整器模式下两种算法的IMRT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可以用于肺癌的IMRT计划设计。非均匀介质中AXB算法对危及器官的保护优于AAA算法,在肺癌调强放疗中可优先考虑AXB算法。

咪达唑仑对人肝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静脉麻醉药咪达唑仑对人肝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方法首先通过CCK-8增殖实验观察递增浓度20、40、60、80和100μmol/L的咪达唑仑分别各自作用24、48和72 h后对人肝癌细胞的影响;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浓度为50μmol/L(Mida50组)和100μmol/L(Mida100组)的咪达唑仑以及PBS对照组(Control组)作用于人肝癌细胞发生的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变化;通过免疫印迹方法观察咪达唑仑对ERK通路的影响。结果咪达唑仑浓度为20μmol/L递增至100μmol/L作用24 h时,人肝癌细胞株Huh7细胞增殖生存率由(88. 55±5. 64)%下降至(47. 71±4. 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且浓度为100μmol/L的咪达唑仑作用24、48和72 h的增殖生存率分别为(47. 71±4. 45)%、(25. 69±6. 52)%和(18. 10±2. 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流式细胞实验显示Mida50和Mida100组的早期凋亡和晚期凋亡比率分别为(7. 07±0. 41)%和(8. 36±0. 48)%以及(7. 58±0. 47)%和(13. 44±0. 67)%。细胞周期示Control组、Mida50组、Mida100组S期比例分别为(22. 19±1. 07)%、(27. 57±2. 15)%和(38. 11±1. 25)%。免疫印迹结果显示咪达唑仑作用于人肝癌细胞会使p-ERK下调。结论咪达唑仑在体外细胞实验中能抑制人肝癌细胞株Huh7细胞的增殖并呈浓度相关和时间相关,其中可能与咪达唑仑促进其凋亡和细胞周期S期停滞相关,相关机制可能是通过ERK通路实现的。

广州市大东街2015—2019年大肠癌人群筛查及伺机性筛查效果及成本效益分析

目的依据广州市越秀区大东街2015—2019年大肠癌筛查数据,分析人群筛查和伺机筛查的筛查效果,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大肠癌筛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下一轮大肠癌筛查提供建议。方法利用统计学分析和χ^(2)检验分析人群筛查和伺机筛查的结果,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测定筛查的直接成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计算筛查净效益及效益成本比。结果伺机性筛查的阳性率明显高于人群筛查(χ^(2)=42.43,P<0.01),两组间肠镜顺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1,P=0.11)。在检出肠道病变方面,伺机筛查大肠癌(3.5%)及进展期腺瘤(18.4%)的检出率高于人群筛查中大肠癌(1.1%)及进展期腺瘤(9.6%)的检出率。本轮筛查净效益880.7万元,人群筛查效益成本比为6.4,伺机性筛查的效益成本比为9.3。结论大肠癌筛查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伺机性筛查比人群筛查具有成本效益优势。

非小细胞肺癌有无均整器模式下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目的比较非小细胞肺癌(NSCLC)放疗中,有无均整器模式下容积旋转调强(VMAT)计划的剂量学差异,评估两种模式的特点。方法随机选取51例NSCLC患者,用相同处方剂量PGTV(65 Gy)、PTV1(60 Gy)、PTV2(45 Gy)和相同计划参数在Monaco计划系统上分别设计VMATFF和VMATFFF。对剂量学参数、机器跳数、调制幅度系数、优化时间和出束时间,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非均整模式(FFF)和均整模式(FF)对靶区PGTV、PTV1、PTV2的D_(min)、D_(max)、D_(mean)、V95、V105、HI、CI均相近(P=0.055~0.767),两种计划的优化时间和调制幅度相近(P=0.653、0.601)。FFF模式下5个OAR(双肺、脊髓、脊髓-03、心脏、食管)的最小剂量皆有降低,且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01),肺-V5(%)较于FF有一定降低(P=0.032)。虽然FFF的机器跳数是FF的机器跳数的1.13倍(P=0.000),但FFF的平均出束时间减少为FF的79.41%(P=0.000)。结论两种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且在靶区覆盖和剂量分布上相似,FFF对OAR的保护有一定优势,两种计划的复杂程度相似。虽然FFF机器跳数增加,但出束时间反而下降,因此FFF比FF有更高的治疗效率。由于靶区体积对FFF和FF的各项参数不敏感,故不论NSCLC靶区体积大小,VMAT计划的FFF和FF模式都适用。

达芬奇机器人对比腹腔镜/开腹手术切除直肠癌患者自我效能及抑郁状况分析

目的探讨达芬奇机器人与腹腔镜/开腹手术在直肠癌患者术后自我效能及抑郁状况的差异性及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136例结直肠科肠癌手术患者,其中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组31例,腹腔镜/开腹手术组105例。观察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术后自我效能及抑郁状况得分。结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组较腹腔镜/开腹手术组患者术后自我效能感更佳(80.84±8.52vs 74.61±6.89,P=0.001),但抑郁发生率更高(100.0%vs 86.7%,P=0.032)。亚组分析显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组较腹腔镜/开腹组手术患者术后正性态度维度(44.51±5.79vs 39.91±6.02,P=0.000)得分更高,但两组自我决策维度(8.64±2.19vs 8.21±1.70,P=0.326)及自我减压维度(27.67±4.49vs 26.47±3.24,P=0.174)得分未见明显差异(P>0.05)。此外,直肠癌患者术后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807,P=0.000)。结论达芬奇机器人较腹腔镜/开腹手术切除直肠癌患者术后自我效能感更佳,但抑郁发生率更高,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

胶质瘤干细胞和胶质瘤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的一种新方法

目的采用患者来源的胶质瘤组织进行原代培养,对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GSCs)和肿瘤性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s)进行了分选和鉴定。探讨GSCs和MSCs对胶质瘤的生长、耐药等的作用。方法取高级别胶质瘤手术标本剪碎后使用Ⅱ型胶原酶消化为单细胞悬液。一部分使用GSCs培养基成球悬浮培养,另一部分使用MSCs培养基贴壁培养。GSCs鉴定方法为免疫荧光法检测GSCs相关蛋白分子,如高度表达CD133、SOX-2和Nestin,低表达GFAP和Ⅲβ-tubulin。MSCs鉴定标准为成骨、成软骨以及成脂肪三系分化阳性。结果对62例高级别胶质瘤手术标本进行原代培养,课题组成功分选出13例同源的GSCs和MSCs。结论课题组使用最新并优化的原代培养技术,成功将患者来源的高级别胶质瘤手术标本中培养出GSCs和MSCs,建立了同源的GSCs和MSCs亚群研究模型。

逆向形变场的雅可比行列式在形变配准算法评估中的应用

目的提出量化评估不同形变图像配准(DIR)算法的新指标,增加形变配准向临床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方法首先基于正向形变场(DVF)的雅可比行列式(JD)提出雅可比行列式均值(JDM),然后引入逆向DVF的JD,提出DVF雅可比行列式误差(DJDE)。在肺癌和鼻咽癌图像上采用光流场形变配准算法(OF-DIR)和快速弹性正则化Demons形变配准算法(FD-DIR)进行配准。最后使用JDM和DJDE,以及雅可比行列式负值百分比(JDNP)、逆一致性误差(ICE)及归一化均方误差(NMSE)进行配准算法评估。对比不同评估指标在不同肿瘤图像以及不同算法上的差异,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进行分析。结果在肺癌中,OF-DIR的JDM、NMSE、DJDE和ICE均优于FD-DI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24、-4.84;t=4.01、6.54,P<0.05)。在鼻咽癌中,OF-DIR的DJDE、ICE和NMSE均优于FD-DI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46、-7.49,z=-2.22,P<0.05),JD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肺癌及鼻咽癌中,OF-DIR的JDNP均差于FD-DI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4.29、-4.02,P<0.01)。此外,DJDE在ROC曲线上更具特异性及敏感性(AUC=0.77),针对不同部位肿瘤图像有不同表现结果。结论JDM及DJDE是评估形变算法的有效指标,肺癌及鼻咽癌均适合使用OF-DIR,而FD-DIR在使用时需注意器官组织动度对配准效果的影响。

淋巴瘤患者利妥昔单抗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与血药浓度的关系的研究

目的研究利妥昔单抗的药物浓度与药物不良反应的相关性。方法入组130例初治且接受R-CHOP方案一线化疗的患者,其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88例,滤泡淋巴瘤患者35例,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患者7例。观察患者治疗期间利妥昔单抗相关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检测利妥昔单抗血药浓度,分析药物浓度与药物不良反应的相关性。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肺炎的高危因素。结果利妥昔单抗相关药物不良反应输液反应、疱疹、肺炎、发热、肝损伤、腹泻的发生率分别为1.54%,2.31%,28.46%,8.46%,1.54%和4.62%。另有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眼压升高各1例。分别检测了患者利妥昔单抗第一疗程谷浓度、峰浓度与第四疗程谷浓度,但以上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与未发生组患者的利妥昔单抗浓度均无差异。对肺炎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60岁患者肺炎发生风险显著增加(OR=2.79,95%CI:1.24~6.28,P<0.05)。结论经规范预处理,利妥昔单抗相关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与药物浓度暂无相关性,年龄≥60岁是患者发生肺炎的高危因素,应注意防范。

学龄前儿童睡床方式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学龄前儿童睡床方式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为提高其睡眠质量提供理论参考。方法2017年3月-2018年2月以珠三角地区139名4~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表了解儿童的睡床方式(即与家人同床、与家人同房不同床及单独睡眠),采用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SHQ,分值越高表示存在睡眠问题越严重)调查其睡眠质量,采用χ^2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因素回归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和与家人同床睡眠的儿童比,与家人同房不同床睡眠的儿童(β=-3.23)就寝习惯问题得分低,单独睡眠的儿童(β=-2.06)就寝习惯问题得分低,单独睡眠的儿童睡眠持续时间问题(β=0.98)得分高,夜醒(β=0.51)问题得分高,而睡眠焦虑(β=-1.20)问题得分低。以实际计算的夜间及日间平均睡眠时间为结局,与家人同房不同床、单独睡眠的儿童和与家人同床睡眠的儿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和与家人同床睡眠的儿童比,单独睡眠的儿童就寝习惯及睡眠焦虑问题更少,但增加其睡眠持续时间及夜醒问题,而与家人同房不同床睡眠的儿童就寝习惯问题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