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肿瘤近距离三维后装放疗不同优化方法的剂量学分析比较

目的比较妇科肿瘤近距离三维后装放疗计划4种不同优化方法的剂量学差异,为妇科肿瘤三维后装治疗优化方法的选用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选取CT引导下三维后装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组织间插植的妇瘤患者110例,依据原始图像重新制定4组计划,分别为基于图形优化的正向计划Gro,基于模拟退火逆向优化算法IPSA1、IPSA2(IPSA2是在IPSA1基础上增加体积剂量限值),以及基于混合逆向优化算法HIPO。比较4组计划中CTV的体积剂量参数V_(200)、V_(150)、V_(100)、D_(90)、D_(98)、适形度指数CI,以及膀胱、直肠、乙状结肠D_(2cc)、D_(1cc)、D_(0.1cc)剂量参数。结果正向计划优化时间相较于逆向优化时间较长,其次是HIPO优化。剂量学方面对比,逆向优化HIPO计划的HRCTVD_(90)、D_(98)、V_(100)参数优于正向优化和IPSA,逆向优化IPSA1、IPSA2、HIPO三组的HRCTVD_(90)、V_(100)高于正向优化Gr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组计划靶区适形指数CI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危及器官方面,HIPO计划的膀胱、直肠D_(2cc)所受剂量低于其他3组,对于膀胱吸收剂量,正向优化Gro与IPSA1、HIPO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直肠,IPSA1、IPSA2、HIPO组的D_(2cc)、D_(1cc)参数优于Gr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组计划的乙状结肠剂量参数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妇科肿瘤近距离三维后装放疗计划,正向与逆向优化均能满足临床要求,使用逆向HIPO优化可实现更好的靶区覆盖以及减少膀胱、直肠受量,设计时间也可接受,在计划首次优化时推荐使用,实际临床可结合图形优化人工微调以获得更为个体化的计划剂量分布。

EBV裂解基因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EB病毒(EBV)是人类第一种肿瘤病毒,是多种上皮和淋巴源性癌症的致病因子。EBV的生命周期包括潜伏期和裂解期两个阶段。裂解周期是新病毒颗粒产生的阶段,而潜伏周期则是一种持续感染的状态,不会产生有效的病毒复制。目前的观点认为,潜伏期基因是EBV相关癌症发病机制的关键驱动因素,而裂解期基因主要负责病毒传播。然而,近年来的证据表明,EBV的裂解阶段在EBV肿瘤发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人员也在肿瘤组织和细胞系中检测到裂解基因的表达。本文将概述EBV裂解基因在肿瘤发生过程的促进作用,并讨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长链非编码RNA在消化道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RNA生物学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编码RNA(ncRNA)对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进展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在作为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在全球范围内,消化道(GI)肿瘤是肿瘤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消化道肿瘤晚期患者的生存率依然很低。既往大量研究报道了ncRNA中,特别是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在消化道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着重阐述lncRNA在消化道肿瘤分子生物学中的作用,旨在为深入理解lncRNA在消化道肿瘤发生发展机制以及临床转化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按病种分值付费背景下手术编码规范机制研究——以某三级肿瘤专科医院为例

广州市自2018年1月开始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DIP)政策。编码质量对于DIP入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发现,编码规则与临床实际割裂的问题长期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医院尝试构建一套医保-病案-临床三方联动的手术编码规范化工作机制。本研究详细介绍了该工作机制,并对取得的管理成效进行分析,拟为其他医院提供参考。

基于处方前置审核系统提高肿瘤专科合理用药水平

目的加强药学服务转型,通过处方前置审核,促进提高肿瘤专科合理用药水平。方法采用信息化手段,肿瘤药师结合肿瘤专科用药的特点,参与优化扩充适合专科医院用药知识库,加强与临床沟通,建立处方审核反馈机制完善审核知识库内容。结果全院以抗肿瘤药物为主的处方前置审核软件升级后,门诊及住院处方审核率分别从35.48%升至86.96%、12.34%升至91.88%、医生采纳率从4.35%升至28.13%,事后处方点评合格率从96.10%升至98.91%,尤其是适宜性及超常处方点评合格率显著提高,从70.90%升至98.75%。结论经整体升级优化处方前置审核系统适用于肿瘤专科医院,一定程度上减少用药错误的发生,规范医生用药行为,提高肿瘤专科合理用药水平。

BTK抑制剂治疗不同类型B细胞淋巴瘤疗效的回顾分析

目的比较不同Bruton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对各类B细胞淋巴瘤的疗效,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收集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PET/CT、肿瘤标志物检测、不良反应、用药方案等临床资料,按淋巴瘤类别和不同用药方案分组,比较使用伊布替尼、泽布替尼和奥布替尼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套细胞淋巴瘤(MCL)的疗效和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治疗CLL/SLL,奥布替尼客观缓解率(ORR)为70.59%,泽布替尼ORR为64.52%,伊布替尼ORR为45.00%;对于DLBCL,纳入研究的治疗方案为BTK抑制剂联合R+CHOP方案,奥布替尼ORR为54.55%、泽布替尼ORR为47.62%、伊布替尼ORR为41.67%;对于MCL,泽布替尼ORR高达81.82%,奥布替尼ORR为71.43%,伊布替尼ORR为62.50%。3种BTK抑制剂均可降低β2微球蛋白(β2-MG)的水平,其中奥布替尼可显著降低CLL/SLL、DLBCL、MCL患者血清中β2-MG的含量(P<0.05)。在不良反应方面,使用奥布替尼治疗CLL/SLL、DLBCL、MCL患者腹泻、呼吸道感染、肌肉酸痛发生率均为最低。其中MCL患者中奥布替尼腹泻发生率最低且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BTK抑制剂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和贫血的发生率在同病种组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奥布替尼治疗CLL/SLL疗效最高,泽布替尼治疗MCL疗效最高,3种BTK抑制剂联合R+CHOP方案治疗DLBCL疗效相近,其中奥布替尼略高。综合比较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奥布替尼安全性最好。

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认知、态度及筛查行为研究

目的调查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疾病认知、态度及筛查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胃癌疾病认知、早诊筛查的态度及行为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对233名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进行调查,分析该人群胃癌疾病相关认知、对胃癌的早诊筛查态度及参加胃癌筛查情况,探讨胃癌筛查的影响因素。结果59名(25.3%)胃癌患者一级亲属处于胃癌疾病认知低水平,85名(36.5%)处于中等水平,89名(38.2%)胃癌患者一级亲属处于高水平。145名(62.2%)研究对象表示一定会去参加免费的胃癌检查。44名(18.9%)研究对象主动参加胃癌早诊筛查。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胃癌疾病认知水平、患有胃部疾病、年龄、工作状况和是否有商业保险是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疾病认知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态度积极,但胃镜筛查率不高,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以便胃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中国鼻咽癌高发现场研究

鼻咽癌高发于我国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严重威胁当地居民健康。60年来,通过高发现场研究明确了鼻咽癌的主要病因。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食用咸鱼、吸烟、口腔特定菌群构成,以及HLA基因为主的遗传易感变异均与鼻咽癌发生密切相关。目前高发区鼻咽癌的预防主要依靠EBV双抗体(VCA-IgA和EBNA1-IgA)检测进行人群筛查,针对适龄社区人群开展筛查可有效提高人群早诊率,降低死亡率。近年来开发的EBV新指标和基于遗传易感变异检测的个体化风险预测为建立更高效的鼻咽癌筛查策略提供了依据。本文旨在概述我国鼻咽癌高发现场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成果,总结研究进展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对比原研药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 比较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原研药赫赛汀(注射用曲妥珠单抗)治疗、国产生物类似药汉曲优(注射用曲妥珠单抗)治疗,以及两种药物更替治疗后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通过患者全视窗系统查找某院使用赫赛汀和汉曲优的患者资料,将患者分为赫赛汀组、汉曲优组和更替用药组。收集各组患者的影像学诊断资料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降低、血小板减少和碱性磷酸酶升高等不良反应的记录。采用卡方检验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各组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 赫赛汀组、汉曲优组和更替用药组临床疗效(67.7%、76.1%、6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三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降低、血小板减少和碱性磷酸酶升高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没有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赫赛汀治疗、汉曲优治疗,以及两药更替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均相当。

乳腺癌术后义乳佩戴与指导门诊的建立与管理

目的探索乳腺癌术后义乳佩戴与指导门诊的构建与运行效果,提高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设立门诊对患者进行义乳佩戴与指导,为患者提供义乳款式及规格选择、义乳试戴、义乳佩戴指导等服务。结果2021年3月至2022年8月,义乳佩戴与指导门诊服务患者414例次,患者门诊满意度为99.59%。结论乳腺癌术后义乳佩戴与指导门诊可促进乳房全切术后患者形体管理,为患者提供安全、方便、规范、有效的义乳选择及佩戴环境,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基于扇形束CT研究不同固定体位下宫颈癌术后放疗中膀胱体积改变对膀胱和小肠受照剂量的影响

目的:利用扇形束CT(FBCT)探讨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在不同固定体位下,膀胱体积的改变对膀胱、小肠的剂量学影响。方法:选取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术后放疗的宫颈癌患者共22例,其中俯卧位固定患者10例,仰卧位固定患者12例,每次治疗前使用联影直线加速器uRT-linac 506c进行kV级FBCT,在放疗计划系统中对平移校正后的FBCT图像完成智能勾画,并复制原计划参数进行剂量计算。分析患者放疗过程中的膀胱体积变化趋势以及膀胱体积改变对膀胱和小肠受照剂量的影响。结果:22例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分次间膀胱体积与原计划膀胱体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且随着治疗进程,涨尿能力总体呈减弱趋势。仰卧位固定患者膀胱V_(45)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低度负相关(r=-0.431),膀胱V_(40)、V_(30)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中度负相关(r=-0.651、r=-0.780),小肠V_(45)、V_(40)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中度负相关(r=-0.701、r=-0.794),小肠V_(30)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高度负相关(r=-0.871)。而俯卧位固定患者膀胱V_(30)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低度负相关(r=-0.306),小肠V_(45)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低度负相关(r=-0.336),小肠V_(40)、V_(30)改变与膀胱体积变化率呈中度负相关(r=-0.505、r=-0.589)。结论: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治疗过程中分次间的膀胱体积与计划时的膀胱体积较难保持一致。相比于俯卧位固定,仰卧位固定患者的膀胱体积变化对其膀胱及小肠受照剂量的影响更大。

基于零缺陷管理理论的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与思考

公立医院纪委作为党内专责监督机构,在护航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作者以某大型公立医院为例,详细介绍了医院纪委基于零缺陷管理理论,开展了包括建立全员化责任机制、建立零缺陷管理预防机制、强化工作过程和环节质量控制、建立完善防错措施于一体的工作缺陷闭环管理运动。医院纪委将工作缺陷管理作为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抓手,切实履行第一监督职责,最大程度降低医院内部工作缺陷,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程。

安罗替尼单药及联合方案治疗晚期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

目的探讨晚期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PPGL)患者接受安罗替尼单药及联合方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3年8月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泌尿外科就诊的晚期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患者9例;根据患者接受的不同治疗方案,分为4组:安罗替尼单药组3例,安罗替尼联合PD-1单抗免疫治疗组3例,安罗替尼联合免疫及化疗组2例,安罗替尼联合化疗组1例;分析安罗替尼不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结果接受安罗替尼单药及联合治疗的客观反应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44%),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44%),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44%),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11%),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89%),其中SDH基因突变患者ORR 100%,分别为SDHB和SDHD;中位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为16.3月(IQR:11.3~21.8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为16.3月(IQR:9.8~20.8个月);药物不良反应事件≥3/4级者有2例,均为高血压。结论安罗替尼单药及联合方案治疗晚期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具有初步的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

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诊疗专家共识

恶性胸腔积液几乎可发生于所有恶性肿瘤,其中肺癌是导致恶性胸腔积液最常见的病因。一旦出现恶性胸腔积液表明肿瘤已发生远处播散或已进展至晚期,患者预期寿命将明显缩短。大量的胸腔积液会限制患者的心、肺功能,影响机体血氧灌注水平,严重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甚至部分患者经过全身治疗后在肺部原发肿瘤已获得缓解的前提下,其恶性胸腔积液仍得不到理想控制,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应当在规范化治疗肺癌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或控制恶性胸腔积液。近年来,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又有了新的进展。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和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结合中国的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了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诊疗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共识意见,旨在规范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和治疗流程,以期为医师临床诊疗实践提供参考。

桃叶珊瑚苷修复辐射诱导的小肠上皮细胞损伤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桃叶珊瑚苷(Aucubin)对辐射性肠损伤(RIII)的保护作用。方法我们将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IEC-6)分为对照组、辐射损伤组和辐射损伤+治疗组,后两组经受10Gy X射线照射以构建RIII的体外模型,其中对照组和辐射损伤组加入正常培养基,而辐射损伤+治疗组则加入桃叶珊瑚苷。采用CCK-8(Cell Counting Kit-8)方法来确定桃叶珊瑚苷的最佳有效浓度。比色法被用来检测各组细胞培养基中的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的活性,同时采用ELISA试剂盒来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介素66(IL-6)以及白介素10(IL-10)的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技术用于检测细胞凋亡。结果桃叶珊瑚苷的最佳剂量为1.0μmol/L。与对照组和辐射损伤组相比,经过桃叶珊瑚苷干预后,辐射损伤+治疗组的过氧化指标MDA、促炎因子TNF-α、IL-1β、IL-6的水平,以及细胞凋亡水平显著降低(P<0.05),而抗氧化指标SOD、CAT和Gpx、抗炎因子IL-10以及细胞凋亡水平显著提高(P<0.05)。结论桃叶珊瑚苷可能通过抑制氧化应激、炎症反应以及细胞凋亡修复辐射损伤的小肠隐窝上皮细胞,这为辐射防护提供了有前途的药物。

单中心1367例根治性肾切除肾癌患者的远期生存分析

目的总结报道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的远期生存情况。方法收集1999—2020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根治性肾切除术的1367例无远处转移肾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以总生存为主要研究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组间生存率的比较采用Log rank检验。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总生存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中位随访52.6个月,1367例患者中死亡267例,存活1100例,中位总生存时间尚未达到,5年和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2.8%和74.9%。Leibovich评分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3.3%、82.2%和50.5%,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8.2%、72.3%和30.2%,3组远期生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T1期、pT2期、pT3期和pT4期肾癌患者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3.2%、73.6%、55.0%和3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和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8.5%和35.6%,无淋巴结转移患者的5年和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1%和7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核分级G1级、G2级、G3级和G4级患者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2%、81.6%、60.5%和4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局限性肾癌(pT1~2N0M0)患者接受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后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0.5%和8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0)。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T分期、N分期、病理核分级、肿瘤坏死、肉瘤样分化是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总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男性(HR=1.55,95%CI:1.04~2.31)、年龄≥55岁(HR=2.11,95%CI:1.50~2.96)、高T分期(T3~4期比T1a期:HR=2.37,95%CI:1.26~4.46)、N1期(HR=3.04,95%CI:1.81~5.09)、高病理核分级(G3~4比G1:HR=4.21,95%CI:1.51~11.75)、有肿瘤坏死(HR=1.66,95%CI:1.17~2.37)和有肉瘤样分化(HR=2.39,95%CI:1.31~4.36)的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总生存较差,BMI≥24 kg/m2的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总生存较好(HR=0.56,95%CI:0.39~0.80)。结论肾癌患者行根治性肾切除后远期总生存率高。高龄、高病理分期和核分级、有肿瘤坏死和肉瘤样分化是肾癌患者根治性肾切除术后远期生存的主要不良影响因素,高BMI是主要的保护因素。

比较阿昔替尼联合不同PD-1单抗治疗晚期肾癌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比较阿昔替尼与不同PD-1单抗联用治疗晚期肾癌的疗效。方法收集晚期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的用药方案设为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和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3个研究组。记录患者联合用药前后的影像学检查结果,按Recist 1.1评价疗效,以病情进展、患者死亡、停药、改变治疗方案为终点计算各组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EFS),收集血常规和肝功、心功、肾功、炎症反应等生化检测指标,统计分析患者联合用药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经筛选,共纳入40例晚期肾癌患者的临床数据。3个研究组的客观缓解率(ORR)依次为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71.43%、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组64.29%、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组25.00%,其中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和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组的ORR显著均高于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组(P<0.05);疾病控制率(DCR)依次为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82.86%、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组100.00%、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组91.67%,3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3个研究组的平均EFS依次为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14.6±4.9)个月、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组(10.1±3.6)个月、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组(9.5±3.2)个月,其中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的平均EFS比另外两组较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位EFS依次为阿昔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组16.5个月、阿昔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组9.6个月、阿昔替尼+信迪利单抗组8.8个月。3个研究组的各项生化指标和血常规检测结果在联合用药前后变化并无显著性差异,且均在正常参考范围内。结论3种联合用药方案均可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其中阿昔替尼与特瑞普利单抗联用疗效最好,其次为阿昔替尼与替雷利珠单抗联用,阿昔替尼与信迪利单抗联用关键疗效指标均不如前两者。

EGFR T790M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疗效的回顾分析

目的评价不同EGFR T790M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疗效,为应对耐药问题提供参考。方法收集EGFR T790M阳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服用EGFR T790M抑制剂出现耐药后,联用安罗替尼的病例。根据不同的用药方案分为奥希替尼+安罗替尼,阿美替尼+安罗替尼和伏美替尼+安罗替尼3个组别。通过患者耐药后的胸部CT和颅内MR结果评价疗效,收集肿瘤标志物、血常规和肝功、心功、肾功生化检测等指标数据,统计分析患者联合用药前后各项指标的差异。结果纳入191例患者的临床数据。奥希替尼+安罗替尼组肺原发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48.65%、脑转移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36.11%,两者均缩小比例为21.62%,疗效评估ORR为8.11%、SD为86.49%、DCR为94.60%;阿美替尼+安罗替尼组肺原发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62.90%,脑转移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60.00%,两者均缩小比例为51.67%,疗效评估ORR为25.81%、SD为66.13%、DCR为91.94%;伏美替尼+安罗替尼组肺原发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33.33%,脑转移病灶缩小的患者比例为16.67%,两者均缩小比例为16.67%,疗效评估ORR为16.67%、SD为66.67%、DCR为83.33%。各研究组肿瘤标志物水平用药前后无显著变化,部分生化检测和血常规指标在用药前后虽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均在正常参考值范围。结论奥希替尼和安罗替尼联用可加强对肺癌原发病灶的疗效。阿美替尼与安罗替尼联用可加强对原发病灶和脑转移病灶的疗效。伏美替尼与安罗替尼联用在本研究中各项疗效指标均低于另外2组。3种EGFR T790M抑制剂与安罗替尼联用后,均未导致心、肝、肾和血细胞的检测出现异常指标。

晚期乳腺癌CDK4/6抑制剂耐药后的治疗策略与探讨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DK4/6)抑制剂已成为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晚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CDK4/6抑制剂耐药的患者,尤其是原发耐药或快速进展患者的后续治疗,目前仍缺乏标准推荐。CDK4/6抑制剂的再挑战,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联合使用、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均是CDK4/6抑制剂进展后患者可选的治疗策略。此外,众多新型靶向药物和新的联合治疗策略也在不断探索。未来还应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策略,以及不同治疗的最佳使用顺序。

147例T_(1-2)N_(0)M_(0)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SBRT后失败模式及生存分析

目的分析T_(1-2)N_(0)M_(0)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后的失败模式及生存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9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SBRT的早期NSCLC患者病例。主要观察终点是疾病进展模式, 分为野内复发、区域淋巴结复发及远处转移。采用Kaplan-Meier法生存分析计算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PFS), 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Cox模型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147例患者, 156个病灶, 中位随访时间为44.0(16.5~95.5)个月。共57例(38.8%)患者发生进展, 其中:复发患者14例(24.5%), 1、3、5年的局部复发率分别为2.0%、10.9%、14.3%;远处转移36例(63.2%), 1、3、5年的远处转移率分别为12.2%、22.4%、28.6%;复发合并远处转移的患者7例(12.3%)。全组患者的3、5、7年OS分别为80.5%、64.2%、49.9%, 中位OS为78.4个月, 3、5、7年的PFS分别为64.8%、49.5%、41.5%, 中位PFS为57.9个月(95%CI为42.3~73.5个月)。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显示生物等效剂量、年龄是影响SBRT疗效的因素(P均<0.05)。结论 T1-2N0M0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SBRT后失败模式主要为远处转移, 应筛选高危人群联合系统治疗以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