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论证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科学史中的逻辑研究

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里都包含着对中国逻辑的论述,或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逻辑思想,或将中国逻辑作为中国科学史的内容之一。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中国古代科学所包含的逻辑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逻辑分析。这些研究者与中国哲学史家、逻辑史家的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的困惑:如果说逻辑是普遍的,并且逻辑的作用是思想的论证工具,那么,中国古代思想有没有论证工具?广义论证观念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提供了一个逻辑学的边界。

广义逻辑视野下的《左传》论辩研究--以受众因素分析为例

在百来年的先秦逻辑史研究中,《左传》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左传》不是一部讨论逻辑理论的著述,因而出现这种研究情况有其合理性。不过,这也影响到对先秦逻辑史的整体认识。在广义逻辑视野下,《左传》中丰富的论辩实践材料具有重要的逻辑史料价值。对于《左传》论辩实践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春秋时人的论辩方法或策略(如论辩时对受众需求及其品质特征的考虑),而且有助于理解先秦诸子辩学和先秦论辩实践的总体情况。

《墨经》分科研究方法省思

清末以降,《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所属语境,进而出现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诸多问题。《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

20世纪前期现代逻辑在中国的译介补述

关于20世纪前期现代逻辑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前贤已有诸多论述。但通过更为细致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笔者发现还有许多值得补述之处。首先,清末张君劢译《耶方思氏论理学》和王国维译《辨学》已含有现代逻辑知识,而前者却常被人遗漏。其次,罗素访华期间及其前后仍有可以补充的材料,如张申府译《精神独立宣言》涉及对罗素的介绍。其三,何兆清译《逻辑之原理及现代各派之评述》是当时颇为新近的现代逻辑史著作。最后,20世纪30年代我国中等教育中所含的现代逻辑知识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论证分析——兼论出土文献的逻辑史价值

中国逻辑史研究一直以传世文献为核心史料,缺乏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然而,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冲击也将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研究。本文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所载论证实践为例,揭示了其中常见的论证模式以及论证主体因素对于论证说服力的影响。这种对出土文献的论证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先秦时人的论证活动,而且可以促进对相关传世文献的理解,同时也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史料范围。

达米特的反实在论与意义理论

语义重构是达米特的反实在论策略的第一步,但达米特的语义重构并不能完全反映旧有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这是由于它只涉及认识论的独立性维度。达米特以认识论的真概念作为核心的意义理论导致一种(依赖认识的)反实在论。然而为了更一般地描述语言实践,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不应包含形而上学、认识论的要素。一种基于收缩论真概念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表层语义学)是值得考虑的方案。

“真”作为断定的规范

断定是一种受到规范支配的言语行为。一般认为"真"是断定行为的规范,但对于真谓词扮演何种规范性角色,以及"真"作为断定的规范是否意味着真谓词表达了性质存在着争议。本文认为真谓词确实标记了独特的断定规范,这种标记作用是由真谓词的定义图式——消引号图式(DS)——所规定和保证的,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真谓词必定表达性质,我们可以在唯名论的意义上理解"真"作为断定的规范。

论荀子的心学论证——以《正名》为例

中国逻辑史界的中国逻辑研究既有名称的不同,又有研究内容的差异,主流的中国逻辑观念是以西方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参照的。如果将先秦逻辑确立为一种“正名-用名”论证类型,那么《荀子·正名》之“正名”在于“正心”,确立“名”的所指,以满足治国的要求。其“用名”思想是对圣人、君子之辩说的考量,形成荀子心学的论证体系。不过,《荀子·正名》将“正人心”的要求放大到一般的正名原则,又体现出先秦逻辑的一般特征。

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理据、模式与语境——子产言辞的论证分析

春秋时期的子产颇善言辞。通过对其言辞的论证分析,可见其常用理据有经典文献、古语成辞、古今事迹、古今制度和经验常识;其常用论证模式有诉诸道理的论证、诉诸后果的论证和诉诸先例的论证;对诸侯国内外局势和受众等语境因素的考虑则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这种对论证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春秋时人的辩说实况,而且有助于理解先秦名辩思想。

正名与用名--明代大礼议再思考

明代大礼议的两大核心问题是朱祐杬的“尊号与主祀”,其实质是确定父子、君臣等人伦关系的所谓“正名定分”的问题,分为正名与用名两个方面。正名即正“名”,正名必先理解、认识实;用名除了将名使用到恰当的场合之外,还包括将名所承载的地位、身份、权利等加以落实并将与名不符合的实加以改正。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议礼过程中的四次正名行为和朱祐杬、蒋氏的用名行为,揭示了议礼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嘉靖朝的政治。

孔子“中庸”思想的道德指向

孔子的“中庸”思想,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要人“做得恰好如此”,其要义在“中”,也即“恰好”;载体则在“庸”,也即“做”“实践”。“实践”的时间、空间及对象的不同,预示着“恰好”本身也必然是多元和开放的。“中庸”面向实践的开放性,使得孔子对它的重视,并不需要借由对概念的反复强调来展现,而只需在日用常行间一一做到恰如其分,便无处不是在讲述“中庸”。换句话说,孔子在日用常行间表现出来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动、因地制宜的实践智慧,正是对“中庸”所要求的开放性的依循和展示。

孔子对颜回的“偏爱”——从“学”的角度看

细绎《论语》,"学"含有"效仿"与"觉悟"二义,但并非善于效仿或悟性较高之人,就可得到孔子如颜回般的偏爱。孔子对颜回的称赞不全系于颜回对"六艺"的独到见解;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颜回对"道"的孜孜追求,在人不堪忧的环境中,颜回仍学道志道。而其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享受到了"乐"。通过孔子的"偏爱"与对颜回形象的描绘,《论语》呈现出了儒家的理想人格,颜回则是这一理想的典范式人物。

先秦逻辑史书写体例探究

纵观近代以来的先秦逻辑史著述,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学派为纲要的书写体例占据了主流。与主流写法不同的是,一些著述依照西方传统逻辑理论体系或名、辞、说、辩理论体系框架进行书写,另一些著述则以问题或范畴为纲要进行书写。这些体例各有优劣。在此基础上,文章主张采用以先秦时期固有的名辩问题为纲要的书写体例,认为该体例通过如实地描述先秦时人对于固有问题的看法,揭示各个问题及其相关思想的发生演变历程和相互关联,从而既能体现先秦名辩(或逻辑)思想的发展历程,又能呈现先秦名辩(或逻辑)思想的整体面貌和基本特点,同时也可以与已有的先秦逻辑史著述形成互补,共同推进先秦逻辑史研究的发展。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初以来,国内学者围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重语境下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钱穆、冯友兰等人基于历史文化语境,将董仲舒“贤良对策”视作汉武帝尊儒的起源,但在内涵上对其加以限定,在评价上强调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反对仅以思想专制视之。第二个阶段是易白沙、翦伯赞等人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将董仲舒视作封建文化专制的代表,将对策旨趣解读为强制禁绝诸子学说的流通,并因此对其大力批判。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诸多学者就董仲舒对策本事,汉武帝学术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概念出处等展开论辩和诠释,让部分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爬梳此番百年学术史,可以发现各阶段之间的交织关系、各自存在的研究盲区以及思维习惯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进而对其中得失给予有效的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