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状况。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艾森克人格测试问卷(EPQ)分别评价4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和人格特征。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员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23.372,9.743;均为P<0.05)。器官捐献协调员PSQI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等成份评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8.054,7.274,6.634,10.613,8.376,19.166,8.496,17.372;均为P<0.05)。EPQ评分中,男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P<0.05),女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器官捐献协调员P、E和L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差,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

拟制血亲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探讨

对于器官捐献者亲属的身份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还有许多不清晰的地方,尤其是在继子女、继父母、养子女、养父母等法律上的拟制血亲的身份的界定和权利的明确问题上更是模糊,不能促使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有序完成。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遗体及遗体器官为一种特殊的限制流通物,家属对于遗体及遗体器官的处分权来源于其对该物拥有共有权;拟制血亲的范围为存在着抚养事实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以及养父母子女。建议未来的器官移植立法,在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中需要对《条例》中"成年子女、父母"进行说明性的规定,以此对拟制血亲的权利加以明确。同时,明确家属尤其是拟制血亲家属具有书面放弃器官捐献的同意权。

亲属在活体器官移植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探讨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活体器官捐献及移植对象的表述多有模糊,对亲属在活体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仍有欠缺。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作为公民身体组成部分的活体器官,在法律上为公民的人格权——身体权所保护。而公民对于自身活体器官的捐献行为,其权利来源于自然人的自己决定权。此项权利受到部分限制,禁止让渡或代理行使。建议未来的器官移植立法中,针对活体器官移植应清晰表述接受人、适当放宽接受人范围、明确拟制血亲与天然血亲同权、制定严格审查制度等。

供者管理模式对器官捐献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工作组(ODWG)管理模式对器官捐献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到2020年6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获取组织接收的182例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50例,女32例;平均年龄(42±15)岁。以2019年3月作为时间节点将供者分为ODWG组(108例)和对照组(74例)。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比较两组供者捐献类型、捐献器官质量控制指标等。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本组捐献成功率为70%(128/18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者91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80例。ODWG组DBD占67%(68/10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3%(23/69)(χ^(2)=18.37,P<0.05)。ODWG组器官紧急获取率为1%(1/10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0%(7/69)(χ^(2)=5.71,P<0.05)。ODWG组获取器官数295个,丢弃器官数22个,器官利用率93%(273/295),器官产出率268%(273/102),对照组相应为198个、26个、87%(172/198)、249%(172/69),ODWG组的器官利用率和器官产出率优于对照组。结论ODWG管理模式可明显提高器官捐献率,扩大器官池,是保证捐献-移植安全有效的方案。

器官保存液病原体与肝移植受者感染关系分析

目的探讨器官保存液病原微生物培养情况及其对肝移植受者术后感染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肝移植的273例受者临床资料。受者和(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中男238例,女35例;年龄16~77岁,中位年龄49岁。对器官保存液和受者移植术后血、尿、痰、腹腔积液等标本行细菌、真菌检测及药物敏感分析,分析器官来源的病原体传播和导致移植受体感染的情况。结果器官保存液病原体培养阳性率45.8%(125/273),常见细菌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20例,人葡萄球菌12例,屎肠球菌11例,鲍曼不动杆菌11例,肺炎克雷伯菌10例。其中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均对不同抗生素具有耐药性,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高达91%,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也高达30%。肝移植术后出现可能器官来源的病原体传播9例,其中鲍曼不动杆菌5例,屎肠球2例,表皮葡萄球菌2例,肺炎克雷伯菌1例。出现可能器官来源的病原体感染2例,分别为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器官来源的病原微生物培养常见阳性部位为腹腔,其次为肺部、血液、腹部伤口。结论器官保存液中微生物复杂多样,多数来源于皮肤或肠道定植菌群。多重耐药菌易导致受体感染并产生不良后果。腹腔是器官来源病原体检出率最高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