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在活体器官移植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探讨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活体器官捐献及移植对象的表述多有模糊,对亲属在活体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仍有欠缺。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作为公民身体组成部分的活体器官,在法律上为公民的人格权——身体权所保护。而公民对于自身活体器官的捐献行为,其权利来源于自然人的自己决定权。此项权利受到部分限制,禁止让渡或代理行使。建议未来的器官移植立法中,针对活体器官移植应清晰表述接受人、适当放宽接受人范围、明确拟制血亲与天然血亲同权、制定严格审查制度等。

IL-12P70及IFN-γ在预测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血清IL-12P70、IL-4、IFN-γ在预测肾移植受者早期免疫状态的作用。【方法】选取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肾移植科行同种异体尸肾移植患者52例,其中男28例,女24例,平均年龄42.3岁,将患者分为正常组(n=30)、急排组(n=12)和感染组(n=10)。分别于术前,术后第1、5天检测其血清IL-12P70、IL-4、IFN-γ这3种细胞因子浓度。数据统计使用SPSS15.0,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使用方差分析并加行LSD-t和SNK-q检验以检验3组患者3种细胞因子浓度的组间差异,作ROC曲线、计算机处理ROC曲线下面积(Az),以评价这3种细胞因子对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价值。【结果】三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天血清IL-12P70、IFN-γ、IL-4浓度和IFN-γ/IL-4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第5天各组患者血清IL-4浓度无统计学差异;急排组血清IL-12P70、IFN-γ浓度和IFN-γ/IL-4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和感染组;急排组术后第5天血清IL-12P70、IFN-γ水平较术前和术后第1天明显上升(9.012±0.736vs6.613±0.598;40.402±13.414vs31.539±13.323,P<0.05);IL-12P70、IFN-γ、IL-4、IFN-γ/IL-4在术后第5天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75,0.808,0.492,0.708;当IL-12P70浓度取值7.40pg/mL时或IL-γ取值31.48pg/mL时,对急性排斥反应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100%、85%或83.3%、85%。【结论】血清IL-12P70、IFN-γ水平对肾移植受者移植术后早期的免疫状态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当血清IL-P70浓度高于7.40pg/mL或IFN-γ浓度高于31.48pg/mL时须高度怀疑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可能性。

CTLA4-Ig基因修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抑制大鼠肝移植排斥反应

目的探讨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免疫球蛋白(CTLA4-Ig)基因转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在抑制大鼠原位肝移植排斥反应的作用及机制。方法采用重组腺病毒(Ad)5-CTLA4-Ig转染MSC。转染72 h后,提取细胞总蛋白,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转染后MSC中CTLA4-Ig的蛋白表达。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方法检测未转染和转染后的MSC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以雄性Lewis大鼠为供体(40只);以雄性Brown Norway(BN)大鼠为受体(40只)。采用改良的Kamada两袖套法进行原位肝移植,建立大鼠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40只受体大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10只。其中对照组(A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生理盐水;MSC治疗组(B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MSC;转基因MSC治疗组(C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转基因MSC;免疫抑制剂治疗组(D组),于肝移植时门静脉输注生理盐水,术后即给予环孢素(CsA)1.5 mg/(kg·d)肌内注射,连续8 d。每组大鼠取5只观察生存情况。每组其余5只于术后第9日处死,检测外周血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2、IL-4、干扰素(IFN)-γ水平,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和排斥反应程度。结果重组Ad5-CTLA4-Ig转染MSC 72 h后,蛋白质印迹法可检测到转染后的MSC中有CTLA4-Ig的蛋白表达。当未转染的MSC∶外周血单核细胞比例为1∶10、1∶20时,MSC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分别为85.60%、76.69%。重组Ad5-CTLA4-Ig转染MSC 72 h后,在相同的数量比下,其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分别为90.50%、84.20%;与未转染的MSC比较,转染后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增强(P<0.05)。A、B、C、D组大鼠肝移植术后存活时间分别为(13±3),(41±6),(90±15),(102±18)d。A、B、C组的大鼠术后存活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和D组的大鼠术后存活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A组比较,B组和C组的IL-4水平明显升高;与B组比较,C组的IL-4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C组和D组的IL-4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A组比较,B组和C组的IL-2、IFN-γ水平明显降低,C组的IL-2、IFN-γ水平亦低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C组和D组的IL-2、IFN-γ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鼠肝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显示,A组移植肝发生重度排斥反应,B组移植肝亦发生排斥反应,但与A组比较程度较轻。C组与D组移植肝有轻度排斥反应。结论重组Ad-CTLA4-Ig转染MSC可抑制肝移植排斥反应,其效果优于MSC单独应用。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肾移植术后贫血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贫血(PTA)的发生率、风险因素。【方法】分析2004年1月至2008年6月在本院进行肾移植术的患者资料,并根据术后是否发生PTA将患者分成PTA组(44例)及对照组(132例),记录可能引起PTA的各项参数,分别用t检验和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对P<0.2的参数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计算其相对危险度(RR)及95%可信区间(95%CI)。【结果】PTA(男性血红蛋白(Hb)<120g/L或红细胞压积(Hct)<0.38或成年女性Hb<110g/L或Hct<0.35)在本中心的发病率为31%。单因素及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女性(RR=8.738;95%CI2.558～29.853;P=0.001);平均肌酐水平(RR=1.035;95%CI1.018～1.052;P<0.001)以及急性排斥(RR=19.827;95%CI2.056～191.19;P=0.01)等3项因素与PTA的发生密切相关。【结论】PTA是肾移植术后一项常见的并发症,女性、移植肾功能较差以及急性排斥的发生是PTA的危险因素。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综合防治策略——第六届羊城肝脏移植高峰论坛会议纪要

2014年第六届羊城肝脏移植高峰论坛于2月11～12日在广东广州隆重召开，共有国内外百余名移植专家参会。根据高峰论坛会议精神，总结出肝癌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综合防治策略，现汇报如下。

肾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引起肾移植术后糖尿病(PTDM)的危险因素。【方法】我们对自2002年1月到2006年7月在我院进行肾移植术的237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术后是否发生PTDM将患者分成PTDM组(22例)及对照组(215例),分别用t检验和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用Logistic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计算其相对危险度(RR)及95%可信区间(95%CI)。【结果】有22例患者被证实患有PTDM(9.3%),其中12例(54.5%)在术后第1年内发病,PTDM在术后第1年和第3年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5.1%和6.8%;单因素及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年龄>40岁(RR=1.08;95%CI为1.02～1.14;P=0.007)、急性排斥的频率(RR=26.9;95%CI为5.61～129.8;P<0.001)以及激素的累积使用剂量(RR=1.54;95%CI为1.21～1.96;P<0.001)等3种因素是发生PTDM的危险因素。【结论】PTDM是肾移植术后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年龄>40岁、发生急性排斥及激素累积使用量较大的患者发生PTDM的风险增大;急性排斥反应与PTDM的关系可能需要我们在前者所引发的感染机制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行断流术和分流术对肝移植的影响

目的探讨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行断流术及分流术对其行肝移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收治的182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伴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史的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将肝移植前行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19例设为断流术组,行远端脾-肾静脉分流术5例设为分流术组,其余无断流或分流手术史的158例作为对照组。比较3组受者在肝移植术前门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1个月门静脉吻合口最大血流速度(V_(max))、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及3年存活率等方面的差异。结果断流术组受者术前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比较,断流术组、分流术组的肝移植手术时间均明显增加(均为P<0.05),断流术组术后1个月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明显升高(P<0.05)。断流术组、分流术组的3年存活率明显降低(均为P<0.05)。3组受者的术中出血量及术后1个月门静脉吻合口V_(max)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门静脉高压症患者既往接受的断流术或分流术不会给后续的肝移植造成严重的困难或风险。

肝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热点和思考

肝移植是治疗各类型终末期肝病的重要手段。得益于过去30年间免疫抑制剂应用的进展,肝移植患者获得良好的近期治疗效果。然而,近年来临床证据表明,包括肾功能损伤、代谢综合征和原发病复发在内的免疫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成为影响肝移植远期疗效的重要因素。供体特异性免疫耐受被认为是器官移植术后最理想的免疫状态,能够有效减少甚至摆脱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脏是体内特殊的免疫赦免器官,免疫耐受研究在肝移植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本文总结了近年来肝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进展,并对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过继免疫细胞治疗预防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新思路探究

我国是肝病大国，也是全球原发性肝癌（肝癌）的第一大国。我省更是肝炎、终末期肝病、肝癌的重灾区，广东地区肝脏疾病发病率高达近20％，严重危害着民众的健康。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居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2位，每年大约有11万人死于HCC，占全世界HCC死亡人数的45％。

肝脏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诊断和治疗

【目的】探讨肝脏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分析我院2003年10月至2009年6月完成的772例肝脏移植的临床资料,总结肝脏移植术后GVHD的诊断和治疗经验。【结果】772例肝脏移植术后5例病人发生GVHD,发病率为0.65%(5/772),5例患者均在肝脏移植后2～5周出现发热、皮疹、腹泻和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均接近正常,经皮肤活检和骨髓穿刺检查证实,并排除巨细胞病毒(CMV)和EB病毒感染。经过调整免疫抑制剂,加用IL-2受体单克隆抗体,积极抗感染和支持对症治疗,2例患者痊愈,3例患者死于严重感染、消化道出血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结论】肝脏移植术后GVHD死亡率高,早期诊断,及时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积极抗感染和营养支持是治疗的关键。

辛伐他汀治疗肾移植术后高脂血症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他汀类药物对肾移植术后血脂异常的疗效。方法将36例术后1年以上的高脂血症患者(血浆胆固醇总量水平>6·35mmol/L,低密度脂蛋白>3·1mmol/L)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取低脂饮食,测定患者血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甘油三酯(TG)、载脂蛋白A(apoA)、载脂蛋白B(apoB)、肌酐(Cr),谷草转氨酶(GOT)及谷丙转氨酶(GPT)等各参数数值;然后给予辛伐他汀10mg,每晚1次口服,测定用药后1,3,6,12个月后以上各参数值的变化。结果肾移植术后高脂血症患者LDL较TC增高更为明显;用药后患者TC,LDL,TG,apoB分别于用药后第1,3,6,12个月时均出现显著性下降(P<0·01),LDL的下降尤为明显;HDL于用药后第12个月时出现显著增高(P<0·05);其余各项指标无显著变化。结论辛伐他汀可有效、安全地用于治疗肾移植术后血脂异常。

拟制血亲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探讨

对于器官捐献者亲属的身份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还有许多不清晰的地方,尤其是在继子女、继父母、养子女、养父母等法律上的拟制血亲的身份的界定和权利的明确问题上更是模糊,不能促使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有序完成。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遗体及遗体器官为一种特殊的限制流通物,家属对于遗体及遗体器官的处分权来源于其对该物拥有共有权;拟制血亲的范围为存在着抚养事实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以及养父母子女。建议未来的器官移植立法,在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中需要对《条例》中"成年子女、父母"进行说明性的规定,以此对拟制血亲的权利加以明确。同时,明确家属尤其是拟制血亲家属具有书面放弃器官捐献的同意权。

CD40LIg基因修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异种胰岛移植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

【目的】探讨白细胞分化抗原40配体免疫球蛋白(CD40LIg)基因修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对异种胰岛移植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方法】建立Wistar-SD大鼠异种胰岛移植模型,用携带分泌型CD40LIg基因的重组腺病毒感染的MSC进行干预治疗。取糖尿病大鼠45只,随机分为3组(每组15只):对照组植入胰岛细胞;单纯MSC组植入MSC和胰岛细胞;基因转染MSC组植入CD40LIg基因转染的MSC和胰岛细胞。观察糖尿病大鼠胰岛移植后生存情况、血糖变化和移植物病理形态学改变,检测移植物CD40LIg和胰岛素的表达以及移植大鼠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结果】①糖尿病大鼠血糖平均在移植后2 d恢复正常,对照组血糖平均在移植后7 d升高,单纯MSC组和基因转染MSC组血糖分别在20 d和47 d升高。②对照组、单纯MSC组和基因转染MSC组,移植物存活时间分别为(9.5±3.2)d、(25.2±5.3)d和(53.6±7.5)d,各组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F=5.362,P<0.05);移植糖尿病大鼠生存时间分别为(24.1±6.8)d、(51.7±7.9)d、(95.2±12.7)d,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F=6.821,P<0.05)。③对照组在胰岛移植后7 d内,IL-2和TNF-α的水平均急剧上升,IL-4和IL-10的水平较移植前显著下降(P<0.01)。④两个治疗组移植物内均可见成片的胰岛细胞团,未见淋巴细胞浸润,转染MSC组移植物内可见CD40LIg和胰岛素的表达。【结论】CD40LIg基因修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延长胰岛移植物的存活时间,抑制大鼠异种胰岛移植的排斥反应。

肝移植术后第7天综合征

第7天综合征(7DS)是肝移植术后早期严重的并发症,虽发生率不高,但预后严重不良,因此在临床上需特别关注。7DS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推测可能与脾–肾静脉分流引起的门静脉供血不足有关。7DS的典型表现为术后1周左右不明原因突发的肝衰竭,实验室检查及病理检查无特异性,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可见门静脉血流速度缓慢,出现双向血流甚至反流,目前除再次肝移植外暂无有效的干预措施。围手术期密切监测患者门静脉血供及分流支,对于具有高风险因素的患者,在术中、术后进行干预,可能是有效预防和治疗7DS的手段。

肝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和防治措施——附62例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糖尿病(post-liver transplant diabetes mellitus,PT-DM)发生的危险因素及防治措施。方法:对232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是否发生PTDM将患者分为PTDM组(62例)和非PTDM组(170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对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家族史、体重指数、术前糖耐量,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抑制剂类型、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使用情况等进行PTDM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PTDM组中有16例使用单药他克莫司免疫抑制方案的患者,转换麦考酚吗乙酯或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分析转换免疫抑制方案对PTDM的影响。结果:术前糖耐量异常、使用激素、使用单药他克莫司的免疫抑制方案为PTDM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单药他克莫司免疫抑制方案的16例PTDM患者,转换麦考酚吗乙酯或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后,6例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的患者中2例已停用降糖药物;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10例患者中,3例已停用胰岛素改用口服降糖药,6例胰岛素用量显著降低。结论:术前糖耐量异常、使用激素和采用单药他克莫司免疫抑制方案是PTDM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减少他克莫司、转换以麦考酚吗乙酯或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可能降低PTDM的发生率。

肝癌肝移植免疫抑制治疗中激素的撤离

肝移植开展初期，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对提高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研发，免疫反应作用机制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激素引发的多种不良反应，如代谢性疾病、感染，以及原发病[原发性肝癌（肝癌）、病毒性肝炎]复发等，国内外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相对理想的激素撤离方案。本文就目前肝癌肝移植免疫治疗中激素的撤离方案作一简述。

肝癌肝移植——进展与展望

原发性肝癌（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2位，因其恶性程度高、预后差而被称为“癌中之王”。随着肝移植手术技术和术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肝移植治疗肝癌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我国在1980年至2011年问共实施肝移植手术20877例，其中肝癌肝移植手术8874例（42．51％），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6．57％、57．00％、49．80％，明显低于良性肝脏疾病受者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1．42％、76．48％、73．19％），

纽约肝癌肝移植现状

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合并原发性肝癌（肝癌）的有效治疗手段，但肝癌肝移植患者手术前后的肝癌治疗策略，及如何减少术后肝癌复发率，仍是目前令人困惑的难题。近年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物的更新，早期诊断技术的进步，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防治策略均有启发和促进作用。本文将笔者在美国纽约医学院肝胆与移植外科的临床经验与各位同道分享。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单中心临床疗效分析及初步经验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的疗效及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4年4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实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的63例供者及6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家属及受者均签属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供者男50例,女13例;年龄3～57岁,中位年龄29岁;根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属于中国一类27例,中国二类32例,中国三类4例。受者男53例,女10例;年龄6～74岁,中位年龄42岁。采取加强发现潜在供者的培训、积极维护潜在供者器官功能、快速规范化器官获取技术等措施获取供肝。观察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及随访期间预后。结果 63例受者均顺利接受肝移植。ICU中位监护时间3（2～7）d,术后住院时间28（25～40）d。围手术期死亡5例,其中2例死于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3例死于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发生动脉吻合口狭窄1例,缺血型胆管炎1例,胆道吻合口狭窄2例。受者术后随访时间8～34个月,随访期间死于肿瘤复发、转移2例;其他受者肝功能恢复顺利,预后良好。结论合理有效地利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可扩大供肝来源,受者近期疗效良好。加强医师对发现潜在供者的培训、积极维护潜在供者器官功能、快速规范化器官获取技术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