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逻辑下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以"人"为基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其理论的终极价值指向,"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逻辑及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缺陷,以物为本的价值观遮蔽了人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在一定程度被消解,社会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为此,必须从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和发展战略入手,在社会实践中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实用——崇拜——尊敬:对待马克思态度的合理调适

1．马克思是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屡遭重挫和“西方的没落”之声正在流传之际，凭它喻示一种比西方更少缺陷、更美好的现代化而吸引国人注意并获得认同的。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同者介绍进国内来时，自然不会主要以哲学、社会批判论等学理性形式出现，而往往是以促动中国现代化。

从哲学角度论“话语”——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剖析,揭示了这一理论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阐明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几个策略问题

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就要运用一系列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斗争,而且要致力于把意识形态转换为物质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要同虚假意识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努力使意识形态成为"理性话语";不仅要注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且要吸纳不同社会思潮的积极因素;不仅要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而且要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大众意识形态。

马克思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批判——评维尔默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在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颠倒中完成的,是对资产阶级抽象自由的虚假意识的揭示。但是后来的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背离了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走向了科学的批判。科学的批判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意识形态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后期思想中,从属于科学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在理论上导致了他对于自由和必然、进化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的冲突,在实践上导致了技术精英的统治。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理性的主观化及其后果——霍克海默对西方文化历史变迁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文明基础从客观理性走向了主观理性。从关注自身目的的理性走向了关注手段和目的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本来是同一的,但是,启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否定了客观理性,理性因此主观化了。建立在主观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要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这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文化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的模式来理解,这最终导致文化的自我毁灭。

康德物自体概念的两个维度及其经济学呼应

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有两重意境 ,一为“本无” ,一为“本体” ,二者分别代表自然与自由世界 ,这分别显示了物自体的现实性与批判性之维。与此相应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其两个维度的响应与发展 ,表明物自体既是异化世界的征兆 ,又是向自由世界转变的批判性契机。以此可以窥见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走向。

在“公私分明”与“大公无私”之间——评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

自由主义坚持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严格区分开来,而共和主义则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哈贝马斯强调,既必须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又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来影响政府决策,控制社会权力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才能保证自由和公正。而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也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熊彼特之刺——1989年后波兰地方自治的出现及其发展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地方政府层次的法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地方权力机关的合法化、以及他们（地方权力机关）与其所代表的政治社群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本文的考察建立在以下经验的和理论的基础上。

论哈贝马斯对权利的重新理解--人权和主权：同源共生还是相互冲突？

哈贝马斯认为,人权是和人民主权同源共生的,人权没有道德上的起源,而只有法律上的起源,但是人权却有道德上的意义。正是由于人权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因此人权高于主权。由于人权在道德意义上高于主权,因此在一个国家内部,主权立法者不能用公民的立法权限制人权。而在国际范围内,人权高于主权意味着任何对于人权的否定都可以受到国际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而这就需要有世界公民社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