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组织研究:基于恩格斯关于战争与社会的著述

通过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可以探讨保罗·阿德勒(Paul Adler)倡议的对组织研究领域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式”(paleo-Marxist)创新。恩格斯对军事组织、文化、领导和管理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克里木战争中各方实力的分析值得重点关注。尽管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通常只是稍微体现马克思主义式观点,但它们阐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式,打破了学界在语言转向后广泛流传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性批评。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对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主体性进行了有力而细致的分析,在(新兴的)资本主义语境中,组织文化正是通过这些主体性再生产出来的。尽管恩格斯把握到了现代军事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但他并未将这些组织文化还原为对这种形式的机械再生产。相反,他认为,虽然生产方式规定组织运作的框架,但这些组织也总是通过特殊文化和具体个体来运作的,而个体的操作与行动是可以接受内在批判的。

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向中国问题

从英国访学回来的十几年间,我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毛泽东研究,对此我走的是一条“非正统、不学科”之路。十余年来我关注的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我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当做一个具有自觉哲学思维的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来对待。这样一个定位就决定了,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从既有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著作来看,我看到的是一种贫乏。但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很丰富,

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方案: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分歧看

本文从中国现代化的性质界定、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设定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现代化方案进行比较,认为尽管毛泽东的现代化方案带有民粹主义的外观,但其本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然而,历经20多年之后,这一学科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不仅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景气,甚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

中国的全球方位与现代化实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地理观的一个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了全球现代化格局的四个“从属于”,包括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其间,中国被置于从属的一方。这可以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东方从属于西方”是其基本架构。在后来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美国从东向西对太平洋西岸即亚洲东部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俄国从欧洲到亚洲的扩张,包括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还注意到了作为亚洲近邻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这些情况都很难纳入他们的“东-西”架构。为了更加确切地厘定中国的全球方位,有必要将上述架构升级改造为立足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架构,它以“东-西-中”向度为主,兼顾“南-北-中”向度,东(南)指从海路而来的欧、美、日等国,西(北)主要指从陆路而来的俄国,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球处境。

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

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哲学 )研究目前正面临一种危机———一方面 ,其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成效在下降 ,另一方面 ,其学术水准已明显逊于一些主要的邻近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此显现出来。要克服危机 ,这种研究就必须走向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前者完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后者则一心求解这个领域中长期积淀的学理问题 ,二者间可形成一种互补结构。其中 ,学术取向的研究应走向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深度关联 ,走向与国际论坛的积极互动 ,走向观点独立的反思性探讨 ,走向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关于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反思

文化、文明形态和现代化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紧密联系,文化既是文明形态的有机部分,又是文明观念的形态凝结和人的内在的尺度。“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亦是促进传统社会转型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的手段、目标和过程。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反思的历史过程、认知过程和实践过程。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与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现状密切相关,必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时代与时代主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世界性的哲学交流与对话等等。论文就相关问题,如哲学与政治、学术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群众、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革命家与哲学家、哲学研究方式与实证研究方式等进行讨论。论文的结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仍然是主流,过去哲学研究那种大一统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多样性的研究、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并存,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各种研究路径互相竞争、互相切磋、互相促进。

马克思手稿笔迹解读刍议——从编译局藏致科勒特信解读练习到中山大学藏致拉羽尔信解读实践

笔者以对编译局藏马克思致科勒特信的解读练习及中山大学藏马克思致拉羽尔信等的解读实践为例,说明中国学者独立解读马克思原稿笔迹有必要,也有可能,其解读步骤主要有:树立信心,克服恐惧;从零开始,基本熟悉字母;掌握字母连写、略写等变化,结合专业背景解读单词、进行研究。马克思致拉羽尔信是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过程、版本结构、理论价值等问题的《资本论》书信新文献。

提升、开拓、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

提升生活与实践经验,需要以强化学术为前提。以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问题指向作为基本的学术事实,不能随意根据实践的不同要求而加以改变或忽略。生活、实践会激发问题,也会遮蔽和掩盖问题,所以需要对生活、实践保持一定的批判性距离。开拓国际化视野,也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之一。它有两个要求:重视文本,必须连带着重视文本的原始语言;学术研究必须以了解国外同行已有成果为基础。最后,学术研究还必须自觉调整言说对象(对话者),把面向民众的普及性写作、面向学生的一般性写作和面向专家的学术性写作自觉区别开来,更多对准学术性写作。

Volk:从黑格尔的政治客体到青年马克思的政治主体——德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思想节点

西方近现代政治转型包括近代的实体革命和现代的主体革命两个步骤,前者指民族取代上帝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亦即组成国家的民族成了政治实体;后者指人民取代君主成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即政治主体。德文“Volk”包含“民族”和“人民”双重含义,在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用法分歧中展示出了两人思想体系的一种辩证关系。黑格尔把民族意义上的Volk确立为政治实体,而把君主确立为政治主体,把人民意义上的Volk确立为社会主体兼政治客体。青年马克思更进一步,他废黜了君主的政治主体地位,将人民意义上的Volk提升为政治主体,实现了作为国家的民族和作为市民社会的人民的统一,亦即实现了Volk作为政治实体、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的统一。这既是德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思想节点,也是马克思人民思想的起点。

试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路径——兼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理论的社会传播既是实践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自身价值彰显与价值实现的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通过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基于政党架构与组织架构所进行的传达讨论、媒体的多方位传播、实践运用与实践贯彻等途径,有效实现了社会传播,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认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路径,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再思考

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在现实性上有两大根源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是科技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并蒂共生的统一体。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利奥塔和哈贝马斯认为 ,后现代主义就其实质而言 ,就是“重写”、“重振”现代性。某些西方哲学家认为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 ,因此 ,有“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也不存在所谓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二者的关系的确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