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中国的全球方位与现代化实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地理观的一个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了全球现代化格局的四个“从属于”,包括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其间,中国被置于从属的一方。这可以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东方从属于西方”是其基本架构。在后来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美国从东向西对太平洋西岸即亚洲东部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俄国从欧洲到亚洲的扩张,包括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还注意到了作为亚洲近邻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这些情况都很难纳入他们的“东-西”架构。为了更加确切地厘定中国的全球方位,有必要将上述架构升级改造为立足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架构,它以“东-西-中”向度为主,兼顾“南-北-中”向度,东(南)指从海路而来的欧、美、日等国,西(北)主要指从陆路而来的俄国,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球处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

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兴趣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从只是停留在经济和社会理论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极少,到50年代后期重大历史事件对左派的影响使得一些人以新的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在哲学上的回应是分裂为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后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使得左派遭受了世界性的大范围的溃败,马克思主义被拒斥为过时了。许多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转向,马克思主义浪潮的衰退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且对他们做出回应,提供了最全面和有力的理论资源,因此它的复兴似乎在继续并且在加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点及其当代启示——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契合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问题,即要让多数人都过上真正“人的生活”,马克思主义为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西学东渐以来对于西方文明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以及俄国的革命实践,完整地构成了早期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尚贵公”、“超越性、理想性气质”和“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等基本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唯物主义特质,具有某种契合性。

旧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存在与马克思的超越--解读《神圣家族》的哲学史论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专门列出一节系统考察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对唯物主义的不同历史形态关于人的存在的观点进行评论。这一评论标志着马克思在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上开始超越旧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试图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史评论,以重现这种特殊重要性。

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语境差异:以“物化”为例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语境差异巨大,在概念的理解与转换中,必须高度重视其语境差异,如在"物"、"物化"思想的理解上就迥然不同。因此,对于西方抑或建国前来自日本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我们都不能直接挪移或拿来主义地直接使用,而必须批判性地予以检思,并根据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确立起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概念和范畴体系。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批判性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虽然存在分歧,却可以关联。把马克思主义和解构关联起来,不仅可以重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筛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因素,还可以避免对马克思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挪用。

黑格尔哲学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进与退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斯宾诺莎哲学只有实体没有主体,因而没有个体性自由,而他自己的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由此开出了个体性自由的现代性原则。从论证上看,黑格尔的理论方案无疑更加合理。可是,黑格尔的这套理论落实到实践领域后却大打折扣,表现为在他所构想的理性国家中有资格充当实体兼主体的个人只有君主一人,广大民众只限于充当经济等社会活动的主体,而不能充当政治主体。与之相反,在理论上被他诟病的斯宾诺莎反而竭力主张言论自由,把民主制作为最佳政体,直接诉求公民在国家机构中的投票权和任职权。造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斯宾诺莎所处的17世纪中期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商业国家,而黑格尔所处的19世纪的德意志邦国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可见,在哲学史上,后人总能在哲学论证的专业技艺上超越前人,但在实践主张上是否也能后来居上,却要看其所处环境在发展程度上是否超越了前人的处境。

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探源--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遗产之间蕴涵了本质性的关联。这一关联首先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它体现为马克思围绕着"现实性"的主轴,对黑格尔的规范性遗产展开"批判"与"拯救"的双重过程。对黑格尔规范性遗产的批判性继承,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的起源和开端。从源头层面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有助于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为规范性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与虚无主义问题

马克思的目的是要说明人对价值的需要无须超越历史就能得到满足。认为善(good)内在于历史上与断言善是与历史相同的并非一回事。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如罗森所使用的术语——因为他没有把善与"所发生之事"等同起来。罗森认为,马克思必定主张在历史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可允许的。马克思的标准是人,而不是历史中在马克思的特定意义上算作人类的(行动)的所有行动。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个体是以一种非人的方式把自己对象化的。这就是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时期描述为"前历史"的原因,因为那是这样一段时间,在其中社会存在是人类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只有当诸个体自觉地决定其生活并把物质世界置于合作性控制之下,恰当意义上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刺猬”与“狐狸”：伯林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模式

以赛亚·伯林将思想家分成主张一元论的"刺猬"与主张多元论的"狐狸"。根据这种划分,研究方式也可以分为刺猬模式与狐狸模式,前者力图突出对象的特定本质,后者尽量呈现对象的各种特征。在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伯林的研究是刺猬模式的代表,他把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归结为一元历史观;戴维·麦克莱伦的研究是狐狸模式的典范,他兼顾了马克思生平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伯林和麦克莱伦都是因为马克思的刺猬模式而研究马克思的,但伯林却在反对刺猬模式的前提下使用了刺猬模式,而麦克莱伦则在欣赏刺猬模式的情况下发挥了狐狸模式。是否带着自身的理论立场,是他们采取不同模式来研究马克思乃至整个思想史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反思的目的在于厘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并为中国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提供借鉴。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句法革命和宪法革命为主题,但由于解释传统的影响,以及对主题词"Subjekt"和"Verfassung"的翻译和理解问题,该主题一直没有得到鲜明的揭示。马克思针对黑格尔颠倒主词和谓词的句法,主张一种主谓再颠倒的句法,这是其句法革命;他反对黑格尔以立宪为名、以专制为实的立宪君主制,主张彻底的民主共和制,这是其宪法革命。以句法革命行宪法革命,这是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理论特色;以宪法革命终结封建政治的合理性,这是该著作的思想贡献。只有明辨该著作的主题,才能在相关研究中不致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体观的反思

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体观变革后留出的问题和值得继续探讨的空间: 主体的社会性构成的不断强化, 势必导致社会性以各种形式侵入个人主体, 导致无个性大众人的大批出现; 价值维度上仍未走出主客二分或“我 (们) —它”分析模式; 忽视承担传统主体职能的群体的内部异质性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严重到威胁群体主体能否理性地凝聚为主体的程度; 忽视群体主体中更多社会身份问题。

符号指谓的范畴结构--异质性哲学的逻辑基础

人的认识可分为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前者是人运用先天机能所获得的认识,后者是人使用符号所获得的认识。符号中最常用者为语言符号,其要素为单词,分为表示对象的实词和起联系作用的虚词。一个完整的符号认识至少需要两个实词:一个主词,指出对象;另一个谓词,说明对象——这就是符号指谓。构成符号指谓的实词包括个别词和普遍词,前者只指代个别,不具有说明性,而后者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个别。普遍词分为实在词和范畴词,前者又分为表示自然时空对象的经验词和表示拟想时空对象的超验词,后者表示符号指谓系统中的各种程序性角色。个别词、实在词和范畴词为语言符号的三大实词要素。任何一个实词都包含三维语义结构:它是一个符号,它代表一个对象,它表示符号使用者对该对象的意识。符号指谓的功能在于用谓词回答关于主词所指对象的疑问:或者回答其“是什么”,把对象归类,其谓词为属词和种词;或者回答其“是怎样”,把对象跟同类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其谓词为偶性词;从而形成一个主词加两种谓词的三元句法结构。符号指谓的句式次序分为三阶:第一阶以个别词为主词,以实在词为谓词;第二阶的主谓词都是实在词;第三阶以范畴词为谓词,又分为以个别词和实在词为主词的应用性三阶和以范畴词为主词的原理性三阶。语素三词、语义三维、句法三元和句次三阶共同构成了符号指谓的范畴结构,成为人的符号认识的先验程序。

文化、虚无主义话语与社会发展:德国对中国的启示

晚外发现代化国家从文化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突出地表现在,怀疑它的文化结局是虚无主义,即不但把后发国家的文化传统虚无化,更会造就一种不可避免的虚无主义结局.德国与俄国曾先后经历了这样的质疑.为此,德国曾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特殊挑战现代化的普遍性,并拒斥中产阶级文化,甚至以文化和艺术为旗号忽视政治,造成了沉痛教训.俄国通过文学的夸张和激进的政治运动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否定,更有沉痛教训.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问题,以防止社会的过度世俗化,提升软实力,但必须吸取德国的教训,力戒文化决定论,防止以传统和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以便全面消化吸收现代化普遍成果之后才能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创新。

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基于中国语境的一个考察

尝试提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这个课题是本文的主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他关于社会历史的一般观点有比较确定的内容，对此不会有多少争议。不过，本文有意用这个名称去专指马克思探讨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那些观点。剩余价值学说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客观规律，在此意义上可以作为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关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本人那里，

发展观的发展与30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理论经历了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种不同的形态。这三种发展观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制度的变革)以及人和他自身的关系问题(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社会发展过程又必须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用发展着的发展观来逐步地解决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重区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歧,需要若干必要的区分来加以疏解。在通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中,辩证法的定义和框架基本上采自恩格斯的论述,而马克思的论述只起补充和例证的作用。实际上,在辩证法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原则的一致性,又各有专长:马克思独有关于主谓词和主客体的辩证思想,而恩格斯则独有自然辩证法。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的主客体思想阐发为实践辩证法,在突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牺牲了认识的客观性。综合地看,马克思的辩证法包括两个不能互相还原的方面,即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前者在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优先,后者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优先。马克思的理论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而获得成功的,其基本预设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更多应用性成果的证明。

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目的论问题

从目的论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进程,可以发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初步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性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目的性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在1845年的哲学革命中将这一目的性原则注入到新唯物主义的基石——"实践"概念中。由此,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实质上孕育了一种新的目的概念。将这一目的概念阐发和界定出来,可以为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目的论的"合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