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向中国问题

从英国访学回来的十几年间,我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毛泽东研究,对此我走的是一条“非正统、不学科”之路。十余年来我关注的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我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当做一个具有自觉哲学思维的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来对待。这样一个定位就决定了,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从既有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著作来看,我看到的是一种贫乏。但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很丰富,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

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哲学 )研究目前正面临一种危机———一方面 ,其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成效在下降 ,另一方面 ,其学术水准已明显逊于一些主要的邻近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此显现出来。要克服危机 ,这种研究就必须走向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前者完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后者则一心求解这个领域中长期积淀的学理问题 ,二者间可形成一种互补结构。其中 ,学术取向的研究应走向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深度关联 ,走向与国际论坛的积极互动 ,走向观点独立的反思性探讨 ,走向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手稿笔迹解读刍议——从编译局藏致科勒特信解读练习到中山大学藏致拉羽尔信解读实践

笔者以对编译局藏马克思致科勒特信的解读练习及中山大学藏马克思致拉羽尔信等的解读实践为例,说明中国学者独立解读马克思原稿笔迹有必要,也有可能,其解读步骤主要有:树立信心,克服恐惧;从零开始,基本熟悉字母;掌握字母连写、略写等变化,结合专业背景解读单词、进行研究。马克思致拉羽尔信是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过程、版本结构、理论价值等问题的《资本论》书信新文献。

治学、哲学、美学、学科建设导论——俞吾金就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系列学术讲座概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俞吾金教授，受聘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下简称马哲所）和哲学系讲座教授仪式，于2011年9月15日，在中山大学文科楼225演讲厅隆重举行，马哲所副所长、哲学系副主任刘森林教授主持了聘任仪式，并简要介绍了俞教授的学术成就。

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物质力量--《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启蒙

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大众哲学》被视为“冲垮三民主义思想防线”的利器,其号准时代脉搏,洞悉读者关切,将思想启蒙与改造世界结合的理论特质,以及深入浅出的说理方式,是其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直接原因。作者艾思奇中西学结合、文理科兼修的深厚学养,以及对大众及革命领袖的双重影响力,也是《大众哲学》成为改造旧中国走向新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重要物质力量的因子。

Volk:从黑格尔的政治客体到青年马克思的政治主体——德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思想节点

西方近现代政治转型包括近代的实体革命和现代的主体革命两个步骤,前者指民族取代上帝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亦即组成国家的民族成了政治实体;后者指人民取代君主成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即政治主体。德文“Volk”包含“民族”和“人民”双重含义,在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用法分歧中展示出了两人思想体系的一种辩证关系。黑格尔把民族意义上的Volk确立为政治实体,而把君主确立为政治主体,把人民意义上的Volk确立为社会主体兼政治客体。青年马克思更进一步,他废黜了君主的政治主体地位,将人民意义上的Volk提升为政治主体,实现了作为国家的民族和作为市民社会的人民的统一,亦即实现了Volk作为政治实体、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的统一。这既是德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思想节点,也是马克思人民思想的起点。

哈贝马斯《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作为“自我理解”的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阿佩尔商谈理论为背景

根据哈贝马斯的《这也是一部哲学史》(2019),脱离“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性理解做出贡献的那种自我指涉关系”,哲学就会“屈从于一种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并因此放弃“适合它自身的东西”。在1960-1980年代的出版作品中,哈贝马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类历史的自我反思”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类历史的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是他对哲学的历史作用所作理解的关键部分。不过,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中,他处理的是这个定理中的核心方法论问题:一种规范性发展逻辑既不能立足于从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历史目的论,也不能从那些“成功传统的应急池”中得出。在《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哈贝马斯从一个缓和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接受了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观点,并将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还原为其在经验上可展示的内容。对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处理的这个定理的方法论问题,阿佩尔在其晚期著作中给出了回答。阿佩尔用他的“自我征询原则”修改了哈贝马斯接受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的方式,从而使对真理的先验语用标准和商谈伦理规范的承认必须被假设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目的”。通过谈论“准目的”,阿佩尔将自己与“历史由目的引导”的形而上学假设拉开距离。相反,自我征询原则旨在进行具有实际目的的历史重建:通过将先验语用和商谈伦理的合理性标准作为评估发展现状的决定性标准,它想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挖掘尚未被开发的、可以描述性地展示的潜力,并促进这些潜力的实现。

普遍人权的解构与中国人权模式的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分析

西方启蒙时代以来自我标榜为普遍人权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解构,这一解构有助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左翼政治家超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视域,推动人权理论的更新乃至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人权观念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消极人权,而是烙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在当代中国人权模式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仍然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思路去解读中国人权的形成和演进,将提供一个切合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助于更为中肯地评判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更合理地厘定中国人权模式与普遍人权的关系。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之为“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在“存在学”与“实践学”之间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之为虚无主义的判定出于其独特的存在学视域,具体而言即形而上学之"本质"与"实存"的二重性运作机制。就其"实事"而言,马克思哲学更应从实践学路向而非存在学路向得以衡定。马克思对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进行了根本改造:以生产劳动替换了伦常-政治而成为核心实践。恰恰是这种替换,被施特劳斯诟病为虚无主义之征兆。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认识论困境及其出路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和人的思维的至上性的共同诉求。目前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陷入自身无法克服的认识论困境。从本体论视阈出发,重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走出这一困境的路径之一。

困境中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一种哲学性的反思视角

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要么急于证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是整个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要么耽于辩白异化理论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的一种不成熟思想,却惟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反思视角,即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建构前提重新进行双向度审视和省察。研究发现:第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建基于先验预设的抽象人性论;第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未事先预设一个"不异"的"本";第三,对人的物化理解,曲解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致使马克思异化理论长期被拒斥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原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堪称典范之作。该书借鉴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批判经济学理论及其结构编排的逻辑运思,将之延伸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分析,揭示出封建剥削关系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社会中强商业资本与弱产业资本的畸形关系,既在广义经济学的意义上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启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时代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旨趣及其文化逻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亦是促进传统社会转型,向更高级文明形态演进的手段、目标与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文化传统,在艰难的实践探索中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纵观近百年思想史,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实践开启及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的发展,可以透视其背后的伦理旨趣及文化逻辑。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伦理旨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旨趣及文化逻辑具有三个基点:“新的历史方位”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主旨在于立足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基础,并追求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普遍性价值,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他试图通过类比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哲学)与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来回应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和现实去向问题。正如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哲学的实践表现形式并为新时代和近代哲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也要实践化,通过批判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哲学要成为塑造现实和未来的实践力量。同时哲学本身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从建构性理想到调节性理想——借康德的视角来看

康德区分现象和物自身,认为人只能对可以感性直观的对象形成知识,心灵、世界整体和上帝等总体性概念没有可以直观的对象,只是纯粹理性的理念,可以用来调节经验知识,表达实践理想,而不能用来建构经验知识。马克思在克服康德二元论局限的过程中,跨越了经验知识和超越性理念之间的界限,或者根据一些经验现象去断言历史总体,或者根据关于历史总体的理想去定位经验事实,以期对历史总体加以经验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已经表明,经验地建构历史的总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充当社会的调节性理想而不是建构性理想。

平等主义正义何以可能?——兼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形态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分配正义问题已然成为焦点。尽管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平等主义特质有一定的共识,但如何去理解这种平等主义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澄清。本文通过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平等主义分配的真正态度,界定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持有何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主张,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从而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正义观的理解。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究竟是康德式的,抑或是黑格尔式的?学界对于这项思想史的议题长期莫衷一是。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却关系到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马克思与二者之间的内在思想关联来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非康德式的,也非黑格尔式的。究其本质,它乃是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康德历史哲学之间既葆有同一又存在差异——二者均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与鸿沟,但又由“存在论”之差异引发了历史目的之“超越性”意涵的不同。马克思与康德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与黑格尔之间的“同一”或向黑格尔的“返回”。另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同样既葆有同一又存在差异——二者均保留了辩证法,但马克思辩证法所立足的“实在主体”彻底告别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观念论哲学前提,也因此告别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也再度构成了与康德之间的“同一”或向康德的“返回”。正是这种复杂的张力性关联,喻示出马克思历史哲学乃是介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

从“原子论”到“承认论”--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阐释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蕴含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承认理论。这套承认理论乃是借助“原子论”的方式,对德国古典哲学承认理论之核心思想的一种阐发和再现。它以对原子的自我意识阐释为起点,通过探讨原子概念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引入承认的要素,并最终呈现为“理性存在者之承认共同体”的结论。厘清马克思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承认理论中的确定性起源,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系研究,借此从思想史的根基深处推动当前仍方兴未艾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