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承担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和阐释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承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讨会2018年9月29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召开。

绿色科技的哲学探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视域

绿色科技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前沿科技,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丰富的绿色科技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观、物质变换理论及资本批判思想中。科学技术在应用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既产生于人类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足,也源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主义在绿色科技的研发与应用领域虽也有长足进步,但由于受资本逻辑支配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在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科学技术才能真正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绿色科技才会真正形成。

走出现代性道德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跨时空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以利奥塔、鲍曼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伦理学之间展开思想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现代性道德及其后果,但由于立场、对时代的判断和各自认可价值规范的不同,导致了三种不同且典型的伦理学应对方案。可从切入点、应对方案及性质和成效三个方面展开比较研究,这种比较有助于深化理解西方道德传统的近现代演化、各学派的路径及其可能局限,也能为探寻克服和应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可靠出路、激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意义、正确看待当前社会的伦理状况以及推动后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波兰尼与马克思——基于《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比较研究

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为研究领域、理论旨趣的差异及面对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波兰尼与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但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对自由主义发展经济的动机及其后果、对自由主义有关个人自由绝对性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思想表现出在内容、立场、观点甚至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了波兰尼对马克思思想理论遗产的继承。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社会自由的实现及其条件阐述,虽然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想象,但也明确显现了对现实的批判性立场。

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

在唯物史观视角下,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进一步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基础。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新质跃升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人更高阶地创造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是以科技创新引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复杂系统,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作用。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新质生产力从四个维度分别展现出以脑力劳动者为主的主体特征、颠覆性创新驱动的技术特征、多要素渗透融合的结构特征、数智化和绿色化产业的形态特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高水平科技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对生产要素全方位渗透融合,不断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着力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高质量发展。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与卢梭平等思想再审思

马克思与卢梭关于平等问题的思考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之一,而两人平等思想间的关系也备受关注与争议。他们都将私有制作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并将平等作为人类解放的基本内涵,但由于二人分属历史唯物主义与先验理性主义两种根本异质的思想传统与理论范式,这使得他们追求平等的理想方案和实现径路都不相同。卢梭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赋予平等权利的“政治方案”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并诉诸于“观念世界解放”来实现这一方案。马克思则通过摆脱从政治权利或法权来建立平等政治社会的现代意识形态幻想,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构建了瓦解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支配性权力关系的“经济-社会方案”,从而为人类解放开辟了现实道路。马克思对卢梭平等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呈现出18至19世纪平等思想的发展以及平等观念转变的现实基础及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异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蕴含丰富的技术异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技术异化的内涵、表征、根源和扬弃路径。他们以大工业的机器应用为批判靶点,坚持自然和历史相统一,将技术批判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形成严谨缜密的逻辑理路,展现了对技术批判的彻底性。在当代,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异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然适用,我们在充分发挥技术转化生产力的杠杆作用的同时,也要着力纾解技术异化带来的负向效应。通过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对资本逻辑进行扬弃,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人工自然观提供引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促进技术劳动的解放,从而使得技术文明的进步更好地服务人类共同福祉。

马克思对蒲鲁东分工学说的批判及其实质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社会贫困问题相伴而生,蒲鲁东和马克思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贫困问题,并积极寻求实现社会自由平等的“良药”,但二者给出了不同的“药方”。蒲鲁东在头脑中构筑起经济进化的理论大厦,并将分工作为经济进化理论的起点,基于对分工二律背反现象的分析,提出通过重组劳动消除分工弊病的方法。马克思则对蒲鲁东抽象的分工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指出蒲鲁东脱离历史现实考察分工问题,驳斥了其对古典经济学家分工的片面评价,戳破了其利用重组劳动消除分工弊病实现社会平等的幻想。马克思对蒲鲁东分工学说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在分工理解方面和历史观方面对蒲鲁东思想的超越,同时也彰显了“历史辩证法”对“系列辩证法”的突破。

共同富裕: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到中国式现代化

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也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揭示了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造成劳动与财产、劳动与所有权的内在分离,使得“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进而导致贫富分化的现代性困境,并使现代文明有陷入堕落境遇的危险。为此,马克思建构了一种以“所有的人富裕”为本质规定之一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它是对以贫富分化为重要表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积极扬弃,指向超越整个现代性本身并创造一种新文明类型的终极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运用于中国现实场域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的理念与目标,不断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并为以共同富裕为重要标识之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现实可能性。

以唯物辩证法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①马克思主义能否健康发展事关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为此,就学科建设来说,发展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厘清自身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融入“两个结合”所内蕴的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维度,以“六个坚持”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就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有的学术支撑。

切入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重构造

以批判性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至少还具有三个与批判维度紧密关联的现实性话语构造值得关切:一是现实深描,即深入揭示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特征,并基于对都市或城市的个案深描综合呈现空间的社会关系特质;二是宽容认受,即一并认受主体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遭遇,直面自反性社会现实;三是理想执求,即追求空间人权、空间正义和社会主义空间。

实践智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伦理思考

实践智慧是东西方自古以来就备受推崇的重要道德品质。它既关系到审慎思考善生活,又关系到实现善的手段,同时,它不是轻易可获得的道德品质。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从伦理上来说,在于它拥有实践智慧的品格,既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把握住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又与时俱进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找到了实现善的手段。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实践智慧,要围绕中心任务,因时而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基础——基于政治经济学视野下马克思劳动范畴的视角

在资本作为统治生产形式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尺度。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基础上的“事实的具体—抽象—思维的具体”这一总体思路的引导之下,马克思提出了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和雇佣劳动等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劳动批判理论。对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基础进行深入研究,是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的必要前提。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样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培养更适合新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以及树立正确的劳动精神等,都是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基础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内容丰富、体系严密、思想深刻,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行动指导作用,而且极富理论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重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诠释进路之争——从伍德非道德主义论证入手

伍德的非道德主义论证是解读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重要进路,但其内容和潜力还未被充分挖掘。该论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道德有古典伦理和现代道德两种理解进路,后者更为恰当;第二,在现代道德哲学进路中区分正义、义务等道德善与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善;第三,未能促成非道德善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据。步骤三的结论颇具洞察力,但在步骤二的区分标准不恰当、步骤一的前提判断有失偏颇的情况下,这一论证难免走向失败。不过,重构而非抛弃该论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通过把马克思放置到古典伦理传统中区分道德善与伦理善,重构工作能够消解伍德非道德主义论证本身存在的含混和内在张力,还能综合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分析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优势,促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诠释进路从现代道德到古典伦理的转变。

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一致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察

马克思的辩证法可以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相比于恩格斯,马克思更多地关注社会历史领域,他的辩证法主要表现为一种历史形态,呈现为一种看待事物和问题的历史性或历史主义原则。当然,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不仅涵盖了社会历史领域,而且也关涉到自然界,因此,它是统摄一切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恩格斯的辩证法给人印象更为突出和深刻的似乎是一种以自然辩证法为代表的逻辑形态的辩证法,表现为哲学教科书那般以范畴和规律为内容的理论体系。然而实际上,恩格斯也有与马克思相一致的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或曰辩证法的历史形态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或曰辩证法的逻辑形态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形态的辩证法更为根本,它是因,逻辑形态的辩证法则是果。两者的根本一致性就在于,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历史性或历史主义,辩证的就是历史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范本——新中国初期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新疆多民族杂居和交错聚居的区情,支持和领导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疆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开创了“大的民族帮助和照顾小的民族”的实践路径,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内涵;其次,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这既不是具有特殊主权的地方自治,又不是对于特定民族的民族自治,而是要让实现区域自治而当家作主的民族同时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新中国初期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验和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范本,对当代中国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亚里士多德式诠释进路

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洞察到了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存在规范内容的特点,它吸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德伦理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致力于把马克思思想放置到亚里士多德伦理传统之中加以诠释。在价值取向方面,它把马克思学说解读为伦理—政治体系:伦理部分揭示出好生活的构成要素,政治部分则保障着好生活的现实化。在方法基础方面,它把马克思思想重构为“类本质—异化—革命—复归本质”的框架,试图把本质概念及其内在的目的规定性作为规范来源。然而,该进路忽略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和独创性。实际上,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被确立为根本方法,马克思开始批判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概念,个性和解放个性的否定式表达取代了本质和复归本质的思考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规范基础所在。因此,考察和反思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审计与治理的关系思辨

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辩证观和方法论,开展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文章基于唯物辩证法,探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以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本研究从国家审计本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国家审计的意义角度出发,提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通过推动绩效审计、责任审计、管理审计工作,提升国家文化、经济治理水平。

李济深与中山大学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主任,从此军人出身的李济深与中山大学有了较多的关系。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务发展、政治训育、学生培养、科学发展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有诸多建言,也曾借中山大学之特殊地位表达政治见解。其间的活动既反映了李济深个人的社会教育主张,也有地方军政官员介入教育、引导教育的政治目的,更能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