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存与澄明——“救赎意识”之历史钩沉

"救赎"概念自启蒙运动之后,常被当作神话、迷信而遭到人们的无情唾弃。但是,纵观整个哲学史,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的主体哲学,再到德国的古典哲学,甚至到现代的人本哲学和批判哲学,都始终贯穿着、潜存着灵魂救赎的内在意识,只不过救赎的方式不同而已:它们分别以哲学、宗教、道德、审美和政治作为救赎方式。本文试图对这些救赎方式作一番本体论意义上的解蔽与澄明。

论《资本论》中的“化身”问题

《资本论》以商品开篇,但逻辑的起点应该是劳动。关于劳动的机制,《资本论》一方面发挥源于古代原子论的变形论,一方面借重黑格尔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特别是挪用历史久远的"道成肉身"或"化身"(Inkarnation)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资本论》学理上的基础。同时,《资本论》学理基础的两个方面并不协调,而且不乏神秘之处,但《资本论》并非哲学,其学理虽不融贯,二元的结构在把握现实问题而不是推阐哲理上却各有其用。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展先进生产力是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基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灵魂;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源泉。

马克思和施蒂纳

作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部分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文本支撑,通过对马克思、施蒂纳、费尔巴哈三人思想关系的细致考察,指出:其一、正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危险所在,即马克思既要反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又要防止自己陷入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其二、正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迫使马克思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最后使马克思转而批判了费尔巴哈也批判了施蒂纳本人。

“前后左右”地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视域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是一个前辈学者开拓出来的学科.许多前辈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作为受惠于它的学生,我觉得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继承老师们的学术传统,沿着他们开创的大路,找到自己的方向,走出自己的小路来,哪怕是羊肠小道,那怕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的思路是,在我们熟悉的经典作家的文本、思想的基础上,或以此为中心,“前后左右”地进行思想史的拓展,通过这种拓展,进一步拓宽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背景,建构起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丰厚的知识园地,通过它不但能确立一个从独特角度更加深入理解经典作家的维度,进一步发掘出经典作家某些方面(尤其以前可能有所忽视,或者由于时代精神的侧重而必然忽视了)的宝贵思想,还能与同时代以至于超越时代地与其他思想家对话的平台,使经典作家的思想更加具有用武之地,使经典作家的某方面的思想在得到更加精致的理解后,以更积极的姿态进入经典作家思想完全可以覆盖的当代生活世界,激活一度沉睡的思想,使它更具积极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向性主体的三个矛盾维度

随着纯粹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区分,以及主体概念从自性、内向的“反思”模式转向实践过程之结果的“生产”模式,由此形成的包含着纯粹、超验、普遍维度和经验、个体维度的实践主体,其中在个体性与普遍性维度上蕴含着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这个维度上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验性与自身保存的内在紧张,表现为经济主体对由纯粹主体所限定的政治主体的蚕食和取代;二是纯粹主体的“自我决定”原则跟经验主体极力谋求的“自我实现”的分离;三是在从纯粹主体到经验主体所必然衍生出的多个主体层次类别中所呈现出的高层次对低层次的压迫。要保持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的批判性品格及其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这些矛盾进行某种重构。

作为存在论的辩证法

两种区分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辩证法”这个词很难说有一个普遍共同的含义，不同的哲学家对它的理解与使用很不相同。古代的与现代的迥然不一。在古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同；在现代，康德与黑格尔各异；即使在推崇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派别内部．马克思与阿多诺也差异明显。

全球化世界中的技术

作为首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印证了现代化成就的普适性。通过对技术转移实例的分析和对日本战前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观点的讨论,本文揭示了日本经验对日本技术的意义,介绍了"分支"和"层叠"两个技术发展概念,并将其应用到了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理论之中。文章认为,日本的案例揭示出:技术合理性是以各种复杂的方式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技术概念全球化,而不再将其唯一地辨识为西方的成就。

极权主义与虚无主义：阿伦特基于存在立场的思考

极权主义破坏了人的存在的真实意义,它在实质上是一场虚无主义推动的心理和肉体的双重浩劫。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始终站在存在的立场上,积极主张以一种共在的生存体验来对抗孤独,主张以旁观者的判断姿态来避免政治的工具化,为政治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