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与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

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中,曾经策划了1918年《新青年》“新旧戏之辨”的胡适转变了此前的姿态,尝试发掘传统旧戏的现代价值。他为访美而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一文中出现的“原始”(primitive)和“停滞”(arrested)两大关键词反映了其文化策略,即通过“汉学”(Sinology)与“东方学”(Orientalism)将戏曲和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建立联系,以利其接受。然而胡适的文化策略塑造了一组悖谬:其一方面赋予了梅兰芳超越东西藩篱的“普遍价值”,一方面也证实了纽约学界仰慕和鄙夷交织缠绕的“东方主义”文化情绪。胡适的文化策略与他“整理国故”的逻辑互文见义——通过戏曲的“传统”再造其“现代性”,呈现了其沟通今昔以建构一致性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理路。

中国当代电影文化地理空间转向研究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故事生产和形象建构,内含观众对混杂性、对话性以及共享性的强烈渴求(李道新语)。"[1]全球化与后全球化浪潮持续引发在地性交互的思考。伴随20世纪末以来的商品物质激增和消费主义盛行,产生多元化话语,又因地区与阶层差异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多元势差。现代生活节奏高速运转,给人们带来便利,无形中增加理解世界及与人沟通的困难。互联网(尤其智能手机、移动终端、人工智能)普及和新科技应用,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

中国电影地缘文化跨地性生产转向研究

跨地间资本、媒介信息、人员流动,导致地理规模重新配置,人与地区、自然的关系同样发生转向。四大模块划分已不能涵盖当代电影地缘文化因跨地性带来的新变化及驳杂多元的影像艺术内涵。地域体验和区域文化的影像植入已指向一种全新的中国现实,经典地域性影像标签被改写。电影地缘文化借由文化地理空间与日常生活经验领域,呈现于镜头中与地域文化共生的艺术形态,更新了当代电影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打破了固有表意形态,塑造全新的当代中国电影的地缘文化精神价值。

汉语学习者连续言语中的音节感知

本研究比较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对连续言语中音节的感知,从音节的音义角度分析其自下而上加工,探究二语学习者感知的心理机制。十九位母语者和二十位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参加了这项研究。实验设计结合错误辨识和跟述测试的特点,要求被试听完句子后立刻复述。每个句子中有一个错误的音节,要求被试完全相同地跟述这个错误的音节。结果显示,学习者比母语者跟述了更少的音节,但却修复了更多的错误音节,两个结果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此外,研究结果表明音段信息并未在感知中帮助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辨识音节,而与音节相关的语义和声调在母语者自下而上加工中至关重要,但对二语学习者的影响却不大。

历史微光的重现:文人电影气韵与知识分子心灵谱系重塑

扬·阿斯曼认为“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这些关键词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作用框架,文化记忆就是这个作用框架的上位概念。阿莱达·阿斯曼指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建构和集体认同的建构或政治想象相互关涉。《化城再来人》和《掬水月在手》这两部讲述诗人文学人生的影片,记录了近代历史与个人记忆的交织,形塑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谱系。这一影像叙事潜移默化地增强了观众的归属感与国族认同感。以文人电影的代表作《小城之春》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以上两部电影在历史现实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中更新了文人电影表现人文情怀的艺术。

论中国古代诗本事小说的文体兼容——以《本事诗》及其后世衍生作品为中心

诗本事小说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殊的题材类型,其成形以《本事诗》的问世为标志,主要特点是诗歌在其中居于核心的、主导的地位,小说的人物、情节设置均围绕诗歌展开。在诗歌的主导下,诗本事小说的结构可以归纳为“呼应诗歌文本叙述创作背景+加入情节走向以证诗歌魅力”模式。诗歌的主导地位引发了读者对诗歌与小说互文性的期待,这种互文性包括叙事照应、意境照应和物象比附三类。这种文体生态在语言设置和情节增生方面限制了诗本事小说的衍生发展,但也使诗词本事在后世的戏曲创作中成为取材的热点。这种不同正体现了诗歌、小说、戏曲在文体上的不同特点。

数媒时代文学的游戏化转向:互动小说的游戏机制与叙事研究

“互动小说”(interactive fiction)是一种综合应用“超文本”(hypertext)技术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其样态恰切地诠释了数字媒体时代文学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现象。互动小说兼具文学性与游戏性,其较传统平面印刷文学(printbased literature)的不同要素,诸如动态的文字和动画影像、超链接、交互机制、多向阅读路径,真正突出了数字文学叙事的核心特征。

中古韵书侵-盐异读反映的异源层次——兼论上古方音中的侵谈两部

《广韵》具有一组侵-盐异读字,异读字的形成与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的侵谈相通现象有关。盐韵一读为外来读音,与侵韵一读同处于中古标准语音系,并在后代演变中取代侵韵一读,反映了异源层次的现象。上古荆楚、巴蜀、齐鲁方言在出土、传世文献中具有丰富的侵谈相通例证,可支持异读分析得出的方音结果。侵谈相通的语音基础是侵部在方言中为低元音音值。侵-盐异读的成因及层次分析可为历史方音与方言接触研究提供新思路。

“大仇斯复”的背后:《斯巴达之魂》文本生成考论

鲁迅从作为晚清政治话语的复仇出发,以希波战争这一经典的“复仇范本”为母题,又在既有材源的基础上有侧重地突出彰显民族复仇色彩的战役节点,使《斯巴达之魂》不仅呼应拒俄运动,更暗含政治革命的意图,反映了近代大小两类民族主义思潮相互纠缠的现象。该文对“斯巴达”题材的选择与浙江的地域文化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与一度被视为近代国家建设典范的“斯巴达”产生精神共鸣有关。鲁迅基于史实对涘烈娜殉身谏夫这段关键情节的建构,与晚清“女国母”“女丈夫”等文学思潮的同频影响有关,从文学层面丰富了复仇的表达。此外,《斯巴达之魂》直到1935年才被重新收编入集,暗示着鲁迅对往昔复仇精神的历时追寻。

服务性学习中的汉语第二语言发展

在非汉语环境中,很多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往往因没有在真实语境中使用汉语交际的机会而面临提升学习能力与水平的瓶颈。本文以服务性学习理论为基础,在美国开展了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教学设计以新浪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为依托,为中国学生提供生活信息和学校介绍等信息服务。实践成果进一步证明了服务性学习在词汇、句法、语篇和语用等方面能够提供真实的汉语语境,促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发展。这种教学方式更加侧重学生的主导性,教师充当社会服务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本文最后指出服务性学习为非汉语环境中的中高级汉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利于汉语学习者自主融入汉语语境和中国文化,是一种值得开拓和推广的教学手段。

复仇母题的典型形态和演变逻辑——以鲁迅、汪曾祺和余华为中心的研究

复仇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在百余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丰饶的艺术表现。鲁迅《铸剑》中"眉间尺/黑色人"的复仇主体更迭,显示了鲁迅对于复仇文化心理的警惕和强力矫正,以命相酬式的复仇策略,暗含"保存青年"与"舍身复仇"的群己纠葛;汪曾祺的初版《复仇》,以人物角色的交叠延伸了鲁迅设定的复仇边界,重写之作实现了"物化复仇"到"抒情复仇"的写作转向,也建构了"父系三角"的复仇伦理命题;余华的《鲜血梅花》消解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必然性",进而反思"父系强权"这一问题,呼应鲁迅的同时又建构了新的复仇美学和内在逻辑。这些形态各异的复仇文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式的复仇线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从“类相关”原则再论中古蒸韵系性质及其方言性

关于中古蒸韵系的性质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平山久雄依据“类相关”原则首次揭示《切韵》蒸韵系内部具有两类韵母,分别表现为B类韵与C类韵的反切特点,提出“复合韵说”。本文以此为起点,通过之、蒸、职部的上-中古演变平行性推论、上古特殊通假用例、中古重纽反切结构特点检验“复合韵说”,进一步解释蒸韵系两类韵母的来源及其声韵配合格局的形成。通过引入中古-r-介音,依据梵汉对音、日语吴音、押韵等材料将蒸韵系构拟为(r)in/k。蒸韵系为单纯的B类韵表现实际上来自中古南方方言,原本《玉篇》切语的“类相关”表现、日语吴音的南音层、闽语的南朝层读音均予以支持。《切韵》蒸韵系的性质与音值主要依据北方标准。

蓄意隐喻理论及其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

当下语言和思维中的隐喻研究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即隐喻在使用过程中不一定被当作隐喻,具体表现为在实际话语交际中,有些隐喻是说话人的蓄意而为,激活了跨域映射,而有些隐喻则不是。加入“交际”维度后,就可以通过判断隐喻是否被蓄意地当作隐喻在使用,进而解决这个悖论。蓄意隐喻通过比较进行语义加工,而非蓄意隐喻则通过范畴化进行加工。本文介绍了蓄意隐喻理论及其相关批评,并通过实例分析,演示了三维隐喻模型在话语分析中的具体操作及作用。

从感知与发音的关系看声调合并——以广西南宁粤语为例

本项研究考察广西南宁粤语的声调合并现象。我们对20名年龄在19至23岁之间的南宁粤语母语者进行了声调感知与发音实验。通过感知区分率判断感知合并情况,区分率越低说明被试越不能区分该声调对;采用DTW算法计算声调对基频序列之间的距离,距离值越小表明声调对在发音上越接近。其后,归纳和分析个体感知区分率与发音距离之间的一致性与不对称性。结果表明T2/T5声调对是南宁粤语感知与发音合并程度最高的声调对,T4/T6声调对次之,它们的合并以由发音延至感知为多;T1/T3声调对则以由感知合并延至发音居多。同时,南宁粤语声调的合并表现出与香港、广州粤语“同中有异”的变异模式。

天心未均:论宋代民生诗中的社会分化

贫富分化历来都为论民生者所重视。自杜甫开创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写作程式之后,中晚唐民生诗普遍选择通过戏剧化的贫富对比来达到批判现实、关怀民生的写作目的。进入宋代,政治地位的提高促使士大夫不再以局外人的身份指点江山,而是站在上位者的立场表现出对民众的自觉趋近,将社会视作一个上下牵连的有机整体。同时,他们在政务实践中开拓了视野,对于民间疾苦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悯农”,不同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乃至农人内部的需求分化都被纳入了观察范围。与这些转变相应,宋代民生诗逐渐突破了传统的怨刺模式,在写作内容、价值取向和情感基调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特色。

英国华人文学视野下毛翔青的跨族裔写作

作为二十世纪后期备受英国文坛瞩目的华裔作家,兼有英港血统的毛翔青在其跨世纪的文学实践中呈现出从族裔性到世界性的变化。他生活在伦敦时出版的早期作品从后殖民视角再现了英国与香港地区间的微妙关系,以文化喜剧的方式回应了主流社会贴在他身上的“中国性”标签;旅居东南亚后,随着他对亚洲区域去殖民/帝国化进程的日益关注,其后期作品逐渐体现出跨越族裔边界的世界主义意识。本文在英国华人文学史视野下整体考察毛翔青迄今为止出版的七部作品,认为他的创作先后展现出对英国殖民权威和华人离散身份的解辖域化,为这一文学领域的非同质化书写与主题扩展做出贡献。

方位词“东”的概念隐喻与中国人的空间认知机制

隐喻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反映民族思维的镜子。汉语方位词“东”从具体的空间域映射到抽象的社会域、心理域以及时间域,形成了丰富的概念隐喻类型。“东”的概念隐喻体系背后是人、物理世界、文化世界互动的结果。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阴阳八卦传统文化与方位“东”的互动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空间认知方式。“东”的概念隐喻不仅反映了概念“东”在人们的方位空间认知中的优先性,也折射出中国人时间空间化、主客一体化的认知机制。

论《沧浪诗话》与诗歌教育之关系

严羽的《沧浪诗话》通常被视为宋代诗学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但此书亦可被视为诗歌教育的教材。严羽具有为学诗者写作的主观意识。此书核心观点集中于《诗辨》篇,但严羽花了更多细致的工夫来撰写看起来更像是技法手册的条目,很可能是为了给学诗者提供具体实用的作诗技巧。宋元时期《沧浪诗话》首先在通俗诗学领域(如杨载《诗法家数》)中得以接受和流行,客观上说明其创作确有为学诗者考量的成分。严羽诗学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沧浪诗话》扭转晚宋诗坛的不良风气,树立新风。

中古-r-介音颚化音变与梗摄四韵同用格局的形成

中古后期梗摄四韵同用,与山、咸摄的演变不平行。中古-r-介音经历了■的颚化音变,介音所处音变阶段的性质及作用方式不同,影响梗摄经历以下三个音变环节,最终形成四韵同用格局:(1)二等韵介音■,由齿龈近音变为卷舌近音,卷舌介音■使二等耕韵元音低化,与庚二韵合流(■);(2)重纽B类介音■颚化后与三等韵-i-介音融合,不再阻挡-i-对后接元音的拉动,庚三韵高化(■);(3)齿龈近音■及音系推平动力拉动江韵前化(■),前化的江韵与合流后的庚二耕韵(■)冲突,从而挤压庚二耕进一步高化(■),向庚三清青韵(■)靠拢,同用格局形成。梗摄的演变体现了音系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

“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再论西昆体诗人的文学地位和历史贡献

西昆体的代表作家杨亿、刘筠、晏殊都曾经作为“文宗”执掌文坛。与前代文坛领袖或有名无位、或有位无名的情况不同,北宋前期的“文宗”兼具了“宗师”和“盟主”两重身份,杨亿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新型“文宗”正式形成,其本人也表现出了鲜明的身份自觉意识。杨亿去世后,刘筠和晏殊相继成为“文宗”。彼时西昆体正遭受着来自皇权的打压,在二人的努力下,皇权与文柄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形成了一种良性合作的关系。仁宗朝后期继任为“文宗”的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成功便从这种合作关系中受惠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