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出土戰國至西漢文獻説“乾”的字詞關係及構形理據

“乾”字始見於戰國秦簡,秦西漢簡帛慣以“乾”記{乾}乾燥。{乾}乾燥的用例始見於戰國楚簡,記作“倝”■。楚簡又以“倝”■“汗”■等字記{旱},“”可視爲同源詞{乾}乾燥、{旱}的共同本字。{乾}乾卦楚簡記作“倝”,西漢簡帛記作“鍵”“建”,記作“乾”之例始見於約屬新莽時期的敦煌簡牘。結合字詞關係及文字構形綫索看,“乾”字可分析爲从“水”之省形“乙”表水乾意,是{乾}乾燥之本字。辨識字詞關係時,文章對里耶簡、上博簡、天星觀簡等簡牘中的涉{乾}乾燥辭例作有新解或補議;檢討九店621號楚墓竹書中所謂{乾}乾燥之用例,將五個舊釋“■”之字改釋爲■“(氣)”,考證該段簡文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食氣養生論述。

承认关系的建构及其限度——论《爱情神话》对生活伦理的重构

邵艺辉执导的电影《爱情神话》以时间空间化作为叙事结构,通过构筑原真性的日常生活情境,开展以探索新女性价值观念的可行性为主题的试验。影片以反对物化作为价值观试验的诉求,探讨如何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确立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承认模式,限制主体掌控他者的欲望。影片中承认关系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友谊层面构建相互尊重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且促成跨代际的对话与和解,但是无法在婚姻和情爱层面构建另外一种社会规范的可行性。总之,这并非一部局限于表现地域文化的怀旧类影片,而是通过日常情境的试验探索重构生活伦理的可能性。

论“华文文学”在新兴中文系建设中的能效——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为例

华文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个亟需重视、开拓和提升的新兴领域。它潜力巨大,不论是从经典创造、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可以提供新的可能性。如何让这一重要存在进入大学(新兴)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里面发挥能效也引人注目,2015年10月创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对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期待更多有心人士加入进来共同推进有关建设。

中山南蓢闽方言岛音系中的两个层次

以广东中山闽方言岛中的南蓢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为考察点,分析并描述了中山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中属于岛方言"自源层次"的白读音系,与来自包围方言的"异源层次"的文读音系,这两个层次之间共存并用,分工协作,互相影响的语言风貌;并以此考察岛状双方言区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之间互相渗透的基本表现,探索方言岛的演变与消亡的发展规律。

北大精神、中文系定位以及教师的职责——陈平原教授访谈录

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纪念110周年系庆,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邀请若干有代表性的知名学者,与他们的弟子青年学者一辈对话,借此折射中文系的历史变迁,体现代际传承。陈平原教授的访谈录即中文学人专访的一部分,在访谈中,陈教授从自身与北大中文系的渊源谈起,就北大的精神、中文系的定位、学科的发展方向、作为教师兼学者的使命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新实践,把二者相结合是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努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照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指通过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践。非遗系统性保护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系统为根据,以对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的优化为路径,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空间书写与个人生活史的建构——读杨本芬《秋园》系列

《秋园》的封底页节录了杨本芬在自序中的一段话:“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①《秋园》的故事从秋园五岁裹脚开始,经历了一个女人婚配出嫁、生儿育女、谋职养家、丧子再嫁、叶落归根的生命历程,然而这个“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虽然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却是以主人公生活过的不同的地理空间来结构文本。

气论、体用论与牟宗三对理学系谱的再反思

对谈缘起:2022年4月,中国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气论与中国哲学”学术座谈会。这场活动的主轴在于通过“气论”来反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诠释之限制,尤其聚焦在牟宗三因低看气论、贬低气学而造成他对宋明理学系谱分判之可争议性。我邀请了当前对气论哲学极具关键影响力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杨儒宾和陈荣灼教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对谈。两位先生都著作等身,名重一时,且长期对牟宗三的气论限制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进行挑战与诠释转进。

未来诗学的三组关系

科技将词 变成了物质 就像写作把物质 变成了精神——题记 如果在今天提及“未来诗学”,我想千万不要误解是关于未来的,而一定是关于现在的。吉布森的那句话需要重温:“未来已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但即便这句话,也是需要修正的。即便那个“未来”已经开始大面积“均匀分布”,但置身其中的人因为温水煮青蛙,变得习焉不察。

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

一“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

“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纠葛--本事重构视野下的《三里湾》

《三里湾》主要根据赵树理1952年在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亲身经历撰写。但对读小说内外,不难发现此小说对本事材料的择取有“买椟还珠”之憾,在其背后则是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得“形似”而不能兼得其“精神姿制”。这使《三里湾》难以进入1950—1970年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行列。不过,它对于农民实利主义的精细刻画,对于乡村“皱褶”的呈现,仍给“短20世纪”中国留下一份“大历史”与“小历史”彼此博弈、相互承认的珍贵记录。

中山大学中文系整理珍藏的“蒙古车王府曲本”

中山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四十多入在党总支直接领导下和校内外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自今年二月初开始,经过二个多月的奋战,在四月初已基本上完成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所珍藏的"蒙古车王府曲本"的整理任务,包括全部珍藏的1,680本曲本的编目、清理、查对、编写每个曲本的故事提要和题记工作,同时初审选定思想内容比较健康、有益,而且在艺术研究上有价值的近一千个曲本,加以整理、校勘、标点和撰写前言。现在,收有全部曲本题记共约二十万字的"车王府曲本总目提要"一书已编写完成。第一批经过审定准备先行出版的曲本共三百六十本,约一百七十四万字,此外各集的前言共约十万字,也已整理定稿。

科技文明的时代,传统文学何为?

重新思考我们的坐标和立场丁帆自2016年在武汉演讲以后,因种种原因,我就再不出来演讲了,晓明兄任职期间两次叫我到北大来演讲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讲错话,如果今天讲错话说明我已老年痴呆,如果讲对了,算我是一时清醒。昨天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我说这个切口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它触发了我思考一个新的课题。

史官视域下的文学、文士及文体观——以历代正史文苑传为考察中心

历代正史有文学、文苑、文艺三种列传类目,反映了史官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学传”以“文”与“学”并重;“文苑传”侧重于文章专门之学;“文艺传”将文章视为“一艺”。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的道德瑕疵,历代史官却将“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历代文苑传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文苑传对于诗文作品的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落实到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确立后,建立在统一意志之上的官方修史观念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而产生的。

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孔子制语:安大简“仲尼之耑语”新说

安大简《仲尼曰》末句“仲尼之耑■也,僕快周恒”的文字释读有很大分歧,尤其是“耑■”二字,有“端语”“论语”“短语”“彖语”“转语”“颛语”“颛顼”“諯逆”“端诉”“耑诉”“短谏”“短识”“微语”等十几种不同意见。根据传世文献“耑”声之字与“制”相通以及“屰”和“语”的基本声符“五”音义相近,联系《大戴礼记》的篇名“曾子制言”,“耑■”应该释读为“制语”,篇名《仲尼曰》可称作《仲尼制语》或《孔子制语》。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的位序变化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通常表达根情态。结果补语结构中它们的位序由句子的语义决定,理论上不可改变;描写补语结构中,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它们的位序可变,但实例中基本都位于“得”前。带“得”动补式中“可能”表达认识情态,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其在“得”前后的位序变化自由。一些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在“得”前后的位序可变是因为,第一,带“得”动补式成分项之间的关系是既有一定的并立性,也有一定的非并立性;第二,“得”标明了主动词事件和补动词事件之间有蕴涵关系;第三,此时,“得”后成分为焦点所在。

传统节日的创新发展与文化自信

中国的传统节日往往意味着团聚、纪念、新生,通过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活动,我们能从祖先留下的节日遗产中,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充分地领悟到数千年来中国人民遗留下的宝贵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深切地体会到传统赋予我们的巨大文化力量。确立文化主体性,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在传承其核心主题与符号元素的基础上,推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节庆活动,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动力的有效途径。

非遗“出海”何以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在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非遗“出海”,通过讲好非遗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