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中的雅西宗教文化冲突

本文以当代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理论,从宗教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沃勒·索因卡代表作《死亡和国王的马夫》,批判了剧作者所持的“普适”人性观点及其对人物悲剧的狭隘解释,赋予剧中的悲剧实质以新的文化内涵。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宗教生死观是实施西方文化霸权的主要依据;而对于雅鲁巴人来说,它则成为维护其民族身份意识的主要途径。这场雅西文化冲突的悲剧结局告诫人们,只有摈弃普适人性和文化霸权思想,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心态,培养一种“积极而包容”的人文主义精神,才能消除文化冲突,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融合。

非物质:一个新文化视野的生成——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开去

自从全世界兴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潮后，急于与世界接轨的大陆学术界、文化界和政府经济部门，也都连忙地赶上这趟车。尽管各个领域各个部门赶的目的意图都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困惑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大家都是各执己见，但又无法达成确切的共识。起码在学术界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论界定的。①2007年3月20日至23日．在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召开的“双三角论坛”上，②什么叫“非物质”，概念本身就引起与会者千奇百怪的困惑和无休止的激烈争论。

《说文解字》舟部字偏旁“舟”的形体演变

《说文解字》舟部字舟、船、服、朕、俞以及舟部外的部分汉字前、受、朝、恒偏旁"舟"的形体从甲骨文到隶书发生了演变。利用出土文献研究舟的形体演变,可以得出结论:舟部字后世用法的核心义项仍与舟(船)有关的字在形体演变中大体没有变化,这部分字在现在依然从舟,作舟(般字除外),共13个;其他字讹变成从月,有服、朕、俞。讹变原因主要是隶变。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文化走向

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交界，在历史上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这使俄国始终面临着廓清它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本文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冲撞、交融的历史，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论战及文化走向，对俄国的未来文化走向做出有益的选择：在现代化过程中把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整合成新型的文化型态。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以语言为对象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导致了文化的变迁。表现在语言上，受经济发展的推动：１．普通话迅速流入并日渐通行；２．粤方言声望日隆，迅速扩张。本文讨论经济发展与语言变迁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并附带探讨珠江三角洲可能的语言前景，即双语体制。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为什么还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兼评汉字是意音文字、语素文字

表音文字是有音符带义的文字,表意文字是有义符带音的文字,兼有义符和音符的才能称为意音文字。汉字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缘于人们对音、音符、表音等概念用语有不同理解。汉字有音但无音符,固然不能称为表音文字,也不宜称为意音文字。语素文字是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角度着眼,属于低一层级的划分。把汉字称为表意文字,可以站在最高的层次上,抓住汉字的本质特点,便于与世界各种文字的比较。

从诗词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

本文以明清时代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作为基本资料，从一个侧面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澳门作为设在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中国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主权；她不但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方贸易港口。

论公司并购整合中的文化同化模式

本文针对当前企业并购中大多数并购企业对目标被并购方采取文化同化策略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方式。文中结合大量并购案例深入分析了文化同化的特点、过程和类型,提出了文化同化整合的目标、时机和方法,并根据企业并购战略的不同,探讨了适用不同战略的文化同化模式。

论古代雅、俗文学的互补与交融

中国古代文学向有雅、俗之分。过去，人们只看到二者的区别，却忽视了二者的互补与交融。该文分别论述雅文学对俗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学习和化用，并论及二者互补、交融的意义。

如何“文学”，怎样“叙述”——评於可训等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之“现代卷”、“当代卷”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合法性问题及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近年出现了众多争议。面对进化论、新民主主义论、启蒙论、现代化论等曾对文学史编撰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观，学界在两个问题上做出了清醒的反省：一、如何“文学”，即哪些对象可以被承认为“文学”；二、怎样“叙述”，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文化神话与身份政治——重读电影《刮痧》的文化冲突问题

电影是再现政治的特殊形式。文化阅读方法考察电影深层文化结构与权力机制。文章通过对电影《刮痧》的文化阅读,超越文化差异的表层结构和文化冲突的传统理解,提供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选择与身份政治关系的全新诠释。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身份成了漂浮的能指符号,等待主体介入才具有意义。移民受到多元文化冲击,主体意识被两种文化身份所分裂;美国文化本身的纯洁性也被“文化杂烩”形式所威胁,为“惧杂症”所困扰。刮痧冲突,在文化领域是美国东方主义意识与中国“汉化”思想的对抗,对于移民个体则更是文化记忆与认同的冲突。

文学是心灵的寄思——由《文学如何立心》谈谢有顺先生的文学批评

尽管中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着“再现说”和“表现说”的差异，但二者对文学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文学要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来自心灵的寄托和思索。与以往的手工时代不同，在机器复制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存在普遍雷同，人们穿着同样的服装，乘坐同样的车辆，享用同样的饭菜，观看同样的肥皂剧，言说同样的流行语。

集体无意识原型、个人写作与文学经典的形成

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一种蕴藏着先天的潜能并需要内容去充实的形式。当代个人写作的自我局限表现为拘束于身体肉欲和生活现实,很少有作家把自己的笔触伸向更遥远的过去,在纵览历史的旅程中思索人类心灵和经验形成的奥秘。挖掘民族无意识的深层底蕴,在古老的原型中寻找我们民族最真实的话语,让文学成为穿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民族智慧的集结地和民族命运的真实写照,在个人独特体验的基础上,运用一种自我的表述方式,我们才可看到中国文学的一条通往经典写作之路。

从历史人物潘美到戏剧形象潘仁美——兼说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但在陈家谷一役致杨业于死地,这一事实在史书中表达暧昧,而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由此走样、变形,艺术形象潘仁美得以登上戏剧舞台。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反映出口述历史的双重特性:口述历史往往是对官修史书的反驳、修正与补充,更能接近历史真相;同时,史书有意无意地遮蔽真相,恰恰给文学想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口述的场合,有时文学与历史共存于同一个母体,难解难分。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对价值二元论的超越之疏解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等思想对价值二元论有着治疗与转化作用。通过对《老子》的上德、常德、广德、玄德进行探讨,并对章句进行疏解与融贯,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由“玄同之道”所领会延伸而来的“玄同之德”的内涵,即“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厘清《老子》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判治疗之心,不在于简单的反道德或纯粹的反价值。“积极讲明”在于阐述《老子》“和光同尘”的慈柔玄德观。《老子》在“德”加了“上”“常”“广”“玄”等独特修辞,目标在于治疗价值的暴力,活化道德的宽容性。

《老子》“有无玄同”与“道物相即”的疏解

“有”“无”“道”“物”等是《老子》的最核心概念,通过《老子》第一章、第四十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二章、第四十二章对之加以疏通理解,给予关系性的“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指出《老子》不属西方形上学思维的二元论架构,因此不宜用上下纵贯两层的存有论模式(如形上/形下两层、本体/现象两层等模型)来理解《老子》的无-有、道-物、母-子的关系。“积极讲明”在于透过“有无玄同”之妙门、“虚用相即”之玄牝、“有无相即”之利用、“有无相即”之恍惚、“道物相即”之冲和等小节的疏理,来把握《老子》道行运动乃透过“即无即有,即隐即显,即虚即用,即道即物”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而这种吊诡两行重玄性格,有时透过“母子”来隐喻,有时透过“恍兮惚兮”来容状,有时透过“有无玄同”和“有无利用”来吊诡表达。总而言之,要融贯解读《老子》的“非二元性”思维(不二),并非要去外部寻求形而上的超越总根据(离二求一),而是有、无“异名”(二)又“同出”(不二),道、物“相异”(二)又“相即”(不二)。亦即透过“二而不二”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将更善解《老子》的玄妙之门。

《老子》的两行调中与微妙玄通之疏解

对于《老子》而言,天地之道(天之道),有其维持不断运转的力量原理,是透过“两行且调中”的互补互救,成就活动之道的均衡而生生。《老子》要我们保持“宠辱若惊”的两端警觉,也就是不偏执在“近名”和“近刑”的任一极端状态。宠辱若惊,也暗示了一种不住两边的中道调节修养观。《老子》用了九个比拟之辞来形容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人格特质与行事风貌。二十章中,“我”与“众人”的对比描述,非常形象地显示出《老子》中的真人特质与俗众品味的“差异性”。对《老子》而言,真正最为“天下贵”的珍贵智慧,乃是不住两边的“两行调中”之修养:“既不可”得而亲,“也不可”得而疏;“既不可”得而利,“也不可”得而害;“既不可”得而贵,“也不可”得而贱。这种“两端不住”的否定辩证,不只是消极地不住执于两边,它更要积极地以“调中”来促成两边对话与两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