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研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大量民间历史文献被发现和收藏,尤以徽州民间历史文献为最。文章回顾了民间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收藏历程,分析和界定了民间历史文献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为例,回顾了该馆民间文献收藏传统与历史,重点以该馆藏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徽州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原则、思路、方法与流程,文献分类原则和著录规则,于当前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文章讨论了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梁方仲先生以其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良好的社会科学造诣,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以"一条鞭法"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宗族传承与村落认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宗族是华南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具有相当全面的社会功能。以凤凰村宗族活动的复兴为例,从宗族组织、祠堂修缮、族谱修订、祭祀祖先等过程入手,探讨宗族传承与村落认同建构间的关系。认为乡村宗族既是维系内部认同的机制,也是进行"他我区分"、协调族际关系的动力,并逐渐向地域认同转化。现阶段的宗族活动复兴是对村落现有秩序的确认,是宗族、村庄内部关系的体现,在日后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逐渐强化。

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不管是历史时期政治的严重动荡、国家的暂时分裂 ,还是因人口增长对发展成果的部分抵消 ,中国社会总体趋向则是在顽强地向前推进。在其演进的总体过程中表现出阶段和起伏 ,这不同的起伏中间便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化乃至转型。当中国社会进入 16世纪的明代中期时 ,其变化应该说是剧烈的。 2 0世纪 30年代和 5 0年代 ,曾两次开展过广泛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它是和具体社会方面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讨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自16世纪后 ,在中国经济最进步、文化最先进的江南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近些年来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 ,认为中国所谓的萌芽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 ,并非历史的实在。不管拥有哪种观点的学者 ,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或者说转型的事实。历史已成为历史 ,任何人无法更移和倒转 ,中国在这关键时期 ,未能实现彻底的转型 (或者说完成这种转型 )而进入近代社会 ,其中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此问题的回顾、关注和重新研究没有必要 ,而是相反。我们只有立足这些问题的具有建设性的研究 ,才能真正发现我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素 ,才能正确理解其后 30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

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再谈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

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学术积累的意义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概念提炼与理论范式的思考和探索上却有待突破。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仍是最具方向感的一种学术努力,主张以人及其实践与能动性为中心,将国家与地方、时间与空间等因素勾连起来,借助深入细致的历史田野方法,走向"历史现场",探寻清水江文书文内文外丰富的叙述与表达,整体性地呈现贯通过去与现在的区域历史画卷,并最终使清水江文书研究成为历史人类学和民间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典范。

海外华人研究:跨国史与微观生活史的视角——评刘海铭《一个华人家庭的跨国史》

一、为什么是跨国史：美国华人研究、中国海外华人研究及侨乡研究的问题意识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跨国迁移＂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现象,对移民的来源地和移民的接纳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不仅在延续,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区域民族共同体型铸——清水江流域的历史经验及未来发展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之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结合清水江流域的经验观察,梳理了明清王朝国家食货体制框架下逐步兴起的以木材种植、采运为核心的区域共同经济的出现,以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发展,探析了这一区域基础性结构对多元资源价值开发利用的全新生态理念生成的重要作用,以及其间包含的流动性、开放性与固定性相互交织,并在历史主体的能动实践中协同推进区域民族共同体的型铸。文章指出,这既是清水江流域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亦是清水江流域乃至西南山地民族社会未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国家祀典与英雄形象——以湖南宜章黄师浩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传统时代,大量的英雄人物被列入地方的祠祀体系。因应不同时代的国家祀典要求,神祇的英雄形象也有所变化。本文以湖南宜章地区昭德侯黄师浩为例,在清晰考证其宋代以来所获国家祀典史实的基础上,揭示黄师浩的历史形象经历了宋元时强调在祈雨上“著有灵迹”的功绩,到明代重视其本人生前的功勋及其对地方治安的庇护,到清代进一步树碑立传、丰富其生平事迹,强调其忠义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展现在不同朝代祀典要求下,地方神祇的英雄形象及其文化象征意逐步被改造和丰富的过程。

近代中国物流金融业的兴起与发展——以铁路押汇为中心

铁路押汇是近代中国新式金融业与铁路运输业合流的产物。清末铁路押汇脱胎于明清时期长途贸易中的押汇,并以铁路转运公司为媒介来运作。北洋政府时期,铁路押汇因新式银行业的改造而升级,并在长三角迅速崛起。但因受制于铁路运输制度的局限及金融发展水平,难以普及至全国。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路押汇渐普及于北方内陆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来,铁路押汇的发展在促进了北方地区棉业的同时,也因难以消化其所带来了的外部市场风险而遭遇重创。揭示铁路押汇的发展史,既利于展现近代中国物流金融业曲折发展的缩影,又可为当代物流金融业发展提供资鉴。

瑶族过山榜的生成、流转及其历史解读——以桂北地区过山榜文为例

在桂北现存的三种类型的瑶族过山榜文中,综合了瑶人自身流传的盘瓠传说、盘瑶十二姓来历、历代官府的招抚榜文等元素的正本型榜文,形成时间最早,大约成形于明中后期,其背景是瑶人以此强调其免除赋役的权利。清中叶出现的建立在桂北地区瑶人自身的历史脉络基础上的非牒型榜文,整合了不同来源的本地官方文书和地方历史记忆。其目的是论证瑶人对当地土地的所有权及地方赋役分配问题。清末到民国年间产生的融合瑶人的迁徙故事、本支家族的历史记忆的编修型榜文,则是当地瑶人仿效桂北汉人社会的宗族叙事模式,构建瑶人自身的历史谱系。通过桂北瑶族过山榜的历史解读,能提供一个官方文献记载之外、瑶族自身视角认识下瑶族社会变迁的历史解释,为存世的大量难以利用的民间文献提供一个基于区域史研究分析框架下的解读思路与方向。

近代通商口岸与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以汕头为中心

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既是其腹地的货物、人员流动的枢纽,具有连接腹地各地的区域特征,也是其腹地与海外产生联系的门户和中介之地,具有连接海外各地的跨区域特征,其发展以一种具体历史进程的方式,将“区域”和“国别”两个学理性范畴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近代闽粤人群的区域国别认知,使他们在参与通商口岸都市化及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既发挥作用,又受到影响。对他们而言,区域国别可以是生产、经营上的意义,也可以是其本身及家族不同成员跨区域、跨国日常生活上的意义,而像汕头这样的近代通商口岸,正是他们为适应不同区域国别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环境而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和跨国实践的重要场所。这一方面赋予了近代通商口岸新的商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也强化了通商口岸成为都市侨乡的地方感和区域国别特征。

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走向民间历史文献学——20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

20世纪初,随着对民间惯习的法律调查,民间契约合同受到重视;同时,伴随着文史学界相应的观念更新,民间文献开始成为研究、典藏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在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的方向上产生了三个转变:在收集方面,从"文献搬家"走向了"就地保存原件、复制副本";在整理方面,从"打散文书、内容分类"走向了"现状记录,保持文献固有系统性";在研究方面,从"就文献论文献"走向了"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构建多元史料群"。既有学术研究揭示出民间历史文献的特性,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解读方法进行系统化,构建民间历史文献学将是今后该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

本文依据洛阳景教石幢拓本，制作其《幢记》释文，并就现存残文，对《幢记》撰者、立幢人及其亲族的华化胡裔身份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洛阳景教团的佛教化。同时，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察，作者推论《幢记》所云之洛阳“大秦寺”当始建於唐贞观年间。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意存畛域”:淮粤之争中的区域观念——以清人卢坤等治理盐务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透过淮粤之争中晚清封疆大吏卢坤、蒋攸铦等在处理两淮盐区与两广盐区事务时的不 同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今天学术研究中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一词,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观念, 而决不是一个客观的僵化的概念,它不是可以按行省或者按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来划定的地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