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研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大量民间历史文献被发现和收藏,尤以徽州民间历史文献为最。文章回顾了民间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收藏历程,分析和界定了民间历史文献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为例,回顾了该馆民间文献收藏传统与历史,重点以该馆藏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徽州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原则、思路、方法与流程,文献分类原则和著录规则,于当前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文章讨论了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梁方仲先生以其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良好的社会科学造诣,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以"一条鞭法"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宗族传承与村落认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宗族是华南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具有相当全面的社会功能。以凤凰村宗族活动的复兴为例,从宗族组织、祠堂修缮、族谱修订、祭祀祖先等过程入手,探讨宗族传承与村落认同建构间的关系。认为乡村宗族既是维系内部认同的机制,也是进行"他我区分"、协调族际关系的动力,并逐渐向地域认同转化。现阶段的宗族活动复兴是对村落现有秩序的确认,是宗族、村庄内部关系的体现,在日后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逐渐强化。

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不管是历史时期政治的严重动荡、国家的暂时分裂 ,还是因人口增长对发展成果的部分抵消 ,中国社会总体趋向则是在顽强地向前推进。在其演进的总体过程中表现出阶段和起伏 ,这不同的起伏中间便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化乃至转型。当中国社会进入 16世纪的明代中期时 ,其变化应该说是剧烈的。 2 0世纪 30年代和 5 0年代 ,曾两次开展过广泛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它是和具体社会方面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讨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自16世纪后 ,在中国经济最进步、文化最先进的江南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近些年来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 ,认为中国所谓的萌芽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 ,并非历史的实在。不管拥有哪种观点的学者 ,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或者说转型的事实。历史已成为历史 ,任何人无法更移和倒转 ,中国在这关键时期 ,未能实现彻底的转型 (或者说完成这种转型 )而进入近代社会 ,其中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此问题的回顾、关注和重新研究没有必要 ,而是相反。我们只有立足这些问题的具有建设性的研究 ,才能真正发现我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素 ,才能正确理解其后 30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

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再谈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

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学术积累的意义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概念提炼与理论范式的思考和探索上却有待突破。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仍是最具方向感的一种学术努力,主张以人及其实践与能动性为中心,将国家与地方、时间与空间等因素勾连起来,借助深入细致的历史田野方法,走向"历史现场",探寻清水江文书文内文外丰富的叙述与表达,整体性地呈现贯通过去与现在的区域历史画卷,并最终使清水江文书研究成为历史人类学和民间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典范。

海外华人研究:跨国史与微观生活史的视角——评刘海铭《一个华人家庭的跨国史》

一、为什么是跨国史：美国华人研究、中国海外华人研究及侨乡研究的问题意识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跨国迁移＂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现象,对移民的来源地和移民的接纳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不仅在延续,

国家祀典与英雄形象——以湖南宜章黄师浩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传统时代,大量的英雄人物被列入地方的祠祀体系。因应不同时代的国家祀典要求,神祇的英雄形象也有所变化。本文以湖南宜章地区昭德侯黄师浩为例,在清晰考证其宋代以来所获国家祀典史实的基础上,揭示黄师浩的历史形象经历了宋元时强调在祈雨上“著有灵迹”的功绩,到明代重视其本人生前的功勋及其对地方治安的庇护,到清代进一步树碑立传、丰富其生平事迹,强调其忠义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展现在不同朝代祀典要求下,地方神祇的英雄形象及其文化象征意逐步被改造和丰富的过程。

反思发展话语:跨境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农村发展——基于云南省一个抵边村寨的人类学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国内外学界围绕经济增长、权力关系和本土知识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话语展开了批判和重建。这些努力促成了20世纪中期后发展话语的反思,却又无条件地接受了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话语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以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的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效应在边疆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一方面在理念上,国家领土边界生产出观念边界,局限了边疆发展路径的分析和选择;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众多对边疆农村的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和内生动力培育具有积极影响的跨界活动未受到足够重视,限制了发展潜力。通过云南省一个抵边村寨的案例可以发现,突破传统发展话语的惯性思维,提炼以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全新发展话语,挖掘边疆农村与跨境通道的特殊价值,将有助于未来的边疆发展乃至乡村振兴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

走向民间历史文献学——20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

20世纪初,随着对民间惯习的法律调查,民间契约合同受到重视;同时,伴随着文史学界相应的观念更新,民间文献开始成为研究、典藏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在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的方向上产生了三个转变:在收集方面,从"文献搬家"走向了"就地保存原件、复制副本";在整理方面,从"打散文书、内容分类"走向了"现状记录,保持文献固有系统性";在研究方面,从"就文献论文献"走向了"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构建多元史料群"。既有学术研究揭示出民间历史文献的特性,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解读方法进行系统化,构建民间历史文献学将是今后该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

本文依据洛阳景教石幢拓本，制作其《幢记》释文，并就现存残文，对《幢记》撰者、立幢人及其亲族的华化胡裔身份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洛阳景教团的佛教化。同时，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察，作者推论《幢记》所云之洛阳“大秦寺”当始建於唐贞观年间。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意存畛域”:淮粤之争中的区域观念——以清人卢坤等治理盐务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透过淮粤之争中晚清封疆大吏卢坤、蒋攸铦等在处理两淮盐区与两广盐区事务时的不 同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今天学术研究中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一词,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观念, 而决不是一个客观的僵化的概念,它不是可以按行省或者按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来划定的地理范围。

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

散存于民间的各类文书的抢救、收集、整理、结集出版，以供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利用，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和带有方向性的重要学术动向；而由此引起的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成为了相关学科研究的新亮点和特色。“清水江文书”是我们对主要散存于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文民间历史文献的总称，是基于对整个流域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考虑的命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用。

河流与人群:清水江流域“散葬”现象的历史人类学探析

关于河流与人群关系的讨论是一个引起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通过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结合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考察探析清水江流域存续的一种独特祖坟空间布局——“散葬”现象,指出这一在清代以来清水江木材贸易背景下形成的文化现象,既与传统地方文化的风水信仰相关,更与这一特定区域的人群流动的历史关联。清水江流域“散葬”现象折射出来的是一段流动的历史,一段由流动的人群、固定的土地、周期性成长的山林、流播的风水信仰等多重要素编织的历史。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渔权与海权——海南岛沿海渔民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

以海南渔民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在海南岛沿海港口的实地田野调查,从多个维度聚焦"海南渔民"这一特殊群体。阐明作为世代在南中国海生产生活的群体,海南渔民是中国最早开发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见证人,也是现实环境中身体力行保卫南海的践行者,他们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与国家的海权问题紧紧维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