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节点及政治指向

依据清末法国在华情报机构报告所存孙中山信函,可证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应在1906年初欧游之后,至迟不晚于是年6月。厘定这一问题,可以准确把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变化脉络,以及他的政治指向:在党内打破同盟会成员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执迷,统一思想认知;对外宣传则要对抗立宪派和占领学理制高点,凸显中国革命学说的先进性,争取欧美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检讨各方关于三权、四权、五权的学理与制度设计的论争和言说,可见三权分立并非牢不可破的真理,适于本国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学说才可为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民国元二间,尚在就学时代的李大钊,即在其撰述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将临时大总统"让袁"一事有过实事求是的评论。李大钊与孙中山都极为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续进展,李氏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9月至1925年3月间,为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早在5年前,李大钊亦曾表述过对日本人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看法,但两人观点并不一致。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撰长联挽之,表达敬意。

海外文献与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档案之价值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之中文档案保存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编号为F.O.1048)。这批档案共1232件,除1件为乾隆年间文献外,其他全部为嘉庆七年(1802)至道光十四年(1834)的文件。这些新史料可与已刊中文文献如《清代外交史料》、《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达衷集》等互补,可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英文文献互证。更多的新史料可提供学界迄今所未了解的历史信息,研究者可据以研究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各种制度等,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本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

孙中山与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孙中山为辛亥革命确立了三民主义理论,创立了革命组织,确定了武力革命的道路,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辛亥革命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标志,这场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以及他的思想、著作,是留给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孙中山民生史观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从同盟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分歧谈起

本人做孙中山研究已经有些日子了,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主义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对于民生主义,除发表过有关《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思想与主张》、《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孙中山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之类文章外,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民生史观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过。所以。

公私藏档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史料挖掘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研究起点较高,常令新人望而生畏,发掘整理原始资料成为学术增长必不可少的突破口。自上世纪80、90年代起,黄彦、李伯新选编翠亨孙中山故居藏档,俞辛焞、王振锁等选编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馆藏辛亥革命时期档案,广东省档案馆选译粤海关档案中与孙中山活动有关的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影印出版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以及各种学术期刊对于散见珍贵档案资料的公布,深刻反映了这一趋势。

论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一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质上涉及到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即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诸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政经时局与粤澳金融关系的深化——1940年代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的个案研究

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成立于1939年。该机构的问世和存续,是以中国澳门的特殊地位和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势为背景的,其机构在战时和战后的演变与政治经济时局密切相关。战时它担负着沟通侨汇、为内地经济民生和抗战事业提供支持之使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后它发展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金融机构,与中国澳门地方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入的联系,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趋势。该行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粤澳两地社会经济关系走向深化之见证,也可以看作中国澳门金融史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英国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系谱与模式转换——关于斯塔布斯、麦克法兰和新宪政史的对话

英国本土学界的中古政治史研究百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斯塔布斯所代表的"追求民主"的宪政主义解读模式在20世纪中期就已被放弃。二战前后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学者引入群体人物学的研究方法,转而以"追求利益"的庇护关系解释中古政治现象。麦克法兰创立的功能主义解读模式强调中古王权与领主之间的基本和谐,突出政治史中人的因素和细节探索,从而推动了地方史和人物史研究的勃兴。麦克法兰比斯塔布斯更像是当代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奠基者。近二十多年来,新生代史家试图改变麦克法兰模式造成的研究细碎化弊端,把思想因素重新引入中古政治史研究,其中卡彭特等人倡导的"新宪政史"力图对英国中古政治发展再次进行宏观的观察与解释,不过强调这是"没有宪政主义"的宪政史,并非试图回到斯塔布斯。然而这一探索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成果问世。

从建筑发现历史:翠亨孙中山故居的物质文化研究

建筑作为社会变迁的物质表征之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阅读"过去的方式。研究地方社会的历史,自然也不能忽略本地建筑的演变。本文以翠亨孙中山故居为个案,重建其建造背景和过程,分析其建筑结构及装饰特色,进而探讨近代香山民居建筑演变的历史意义。像孙中山故居这类中西混合的侨乡建筑,深刻影响着传统乡村的文化景观、居住空间,乃至精神世界。近代华南乡村建筑的变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的间接表现。

孙中山、唐继尧关系与二次护法的顿挫

孙中山与唐继尧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及西南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属顾品珍驱逐出滇,直接置身于孙中山在两广的护法事业,成为各方瞩目的关键力量。孙中山争取唐继尧,对其未来回滇复权许以重诺,意在邀唐所部滇军合作北伐;然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支持并促成唐继尧“二次回滇”,造成广西滇军主力未能加入北伐序列,愿意北伐的顾品珍反而败亡。孙、唐关系之演变直接造成孙中山北伐计划的落空和二次护法的顿挫,并间接影响到后来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和依靠对象的选择。

国共首次合作的历史功绩和启示——读《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国共两党关系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从国民党改组、革命武装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开展、孙中山为合作的努力等方面评价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为争取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实现提供历史借鉴。

法国旧制度时期治理史的日常生活视野——专题导语

法国绝对王权的性质和能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焦点,研究的重心多是放在王权能力的强弱、效率的高低以及权力的限度和范围。在这种视域下,权力被看作是一个实体,机构或个人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福柯颠覆了对权力的传统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应只关注国王的“脑袋”,只关注国家的“神经中枢”(财政和管理架构),还应研究“四肢”和“躯干”(国家用以统辖和指导人口的实践与制度网络)~((1))。

六十载风雨同舟 四代人薪火相传——广东图书馆学会六十年之传统与精神

文章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回顾广东图书馆学会60年(1963-2023)的发展历史,以丰富详实的史料阐述杜定友先生“爱国、爱馆、爱书、爱人”的图书馆精神、广东图书馆学会“一个宗旨”“两个法宝”的学会精神和现代图书馆“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专业精神,认为这三种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广东图书馆学会的优良传统和广东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新安程氏的数部统宗谱,反映了不同时期新安程氏的祖先认知以及祖先谱系的重构过程。唐末程淘所撰之程氏世录,追溯祖先仅及十三世之前的忠壮公程灵洗;宋代程祁修撰的程氏族谱则将新安程氏定居祖追述到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将程氏祖先追溯到了重黎乃至黄帝;明景泰年间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则将新安程氏不同派系的谱系整理得相当清晰;清嘉庆及民国年间所修程氏支谱,则更加清楚地将世系从黄帝延续到了当时。新安程氏不同时期形成的几部族谱重构祖先谱系的历程,说明传统时期重构宗族祖先谱系的现象在徽州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