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中国法项目——现状和展望

历时六年,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的中国法项目已初具规模,其优势也日渐凸显:异于国内一般法学院校的课程体系,师资构成多元且国际化,培养质量日益提高。不可忽视的是,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也呈现出培养目标不明确、全职教授队伍单一、课程不能回应专业诉求等软肋,牵制了项目的发展。如何打造项目品牌竞争力?中欧法学院相关参与主体需借力学院的欧洲一国际法硕士项目,在中国法项目的国际化、精英化和职业化方面下功夫、出实招。

新旧中西子欲通:对话方流芳院长、高美莲院长等中欧法学院师生

中歐法學院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中國法律》：我們想起近代詩論家汪辟疆對夏曾佑詩歌的評論：＂融鑄中西哲理，運陳出新，風格不失其舊，思想務致其新＂，在我看來中歐法學院正是如此。吴宓説錢鍾書：＂新舊中西子竟通＂，那麽中歐法學院至少可説是＂新舊中西子欲通＂。

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批判

在当代分析法学看来,法律规范性与法律存在着概念上的必然关联,是法律规范的先天属性,法律具有规范性意味着法律能够为人们提供行动理由。分析法学就法律规范性提出了“承认论”“道德论”和“证立论”三种方案,但这些方案均无法解决“行动—理由”悖论,故并不能真正论证法律的规范性。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之所以未竟其功,直接原因在于其元理论思维方式将语言置于比人们的行动和实践更原初的地位,忽视了法律规范性最终是在实践情境中生成的。根本原因是当代分析法学始终未摆脱的沉思传统和理智主义认识论的桎梏。

重识法学：学科矩阵的建构

古老的法学总是一个需要不断重识的"陌生的熟人",过往围绕什么是法学的诸种争议,多失之力求取一叶知秋之效。在本文着力建构的法学学科矩阵中,法学由教义学和非教义学(今天尤其是社会—法律研究)的知识构成,它们都是实践之知;非教义知识提供的经验证明和正当性判断,一般需在教义学设定的框架中才能转化为合法/非法的有效判断。由此矩阵宏观法学的学科地位,它不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任何一种,正是一个"襟三江而带五湖"的独立学科。

中欧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立法启示

对国内外环评公众参与机制不断地进行探索与比较,有利于我国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中欧环评公众参与机制在法律背景与依据、在"公众"的定义与范围上存在差异,在公众参与环评的范围、内容、阶段以及信息公开方面也有不同。欧盟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给我国的启示为:我国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国际原则,积极履行国家义务;立法明晰公众环境参与权;完善"公众"主体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环评的范围、内容、阶段;加强信息公开与知情权保障;完善公众参与环评专项立法。

“中国问题”及其法学辨析

"中国问题"在根本上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难题,主要存在于如何安排社会制度上。它是在实现现代性这个构成性要素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偏离、满足方式上的特殊性并非反构成性要素。问题不是既定的自在之物,而是由理诊和制度所制造。法律人讨论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是用适法性判断其可否变成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又不同于以体系化和理论竞争为目标的法学问题,两者并无意义的高下。中国法学家能否得到主流法学界的身份认同,不在于"怒其不争"的烈度,而取决于自身理论原创力的大小。

美国法学教育学术化与国际化的管道——法律科学博士教育探析

考察了法律科学博士(SJD)创设初期美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概况和历史沿革,并对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生源进行了探讨。对比于美国法律职业博士的(JD)的实务性、专业性和本土性,法律科学博士具有学术性、国际性和交叉性等特点,是美国法学教育走向国际化的重要管道。

中国法学知识生产中的学术标杆——以中国刑法学为语境

中国法学知识生产中的学术标杆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法治体系”中的一个“学术生态性”话题。虽然不直接生产中国法学知识本身,但学术标杆却在根本上关乎中国法学知识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关乎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终关乎中国法治的生活实践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治理。在具有激发和支撑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特色学说”,从而推动和牵引其“普遍学理”的意义的同时,学术标杆还具有强化中国法学“学术操守”的意义,而后一种意义又有着强化和保障前一种意义的意义。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学术标杆应将“体系化的独创性”作为识别标准。进一步地,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学术标杆的树立应将中国本土当下生活与问题作为自己的“根基”与“根须”,并将古今中外的法学与法治智识作为补充营养。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目标意识”和“操守意识”凝结为“责任意识”的学术标杆,将给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带来不竭的动力。学术标杆在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虽然“难立”,但也得“倡导立”。

论网络平台的混合式监管

伴随网络平台在网络交易秩序管控中的地位提升,行政立法不断强化网络平台对网络交易秩序的管理责任,片面依靠强化网络平台管理责任来保障网络交易安全的立法思路,混淆了企业与政府在网络交易监管中的责任边界,难以有效实现对网络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的管控,甚至间接推动了平台垄断的形成。随着平台反垄断的深入,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交易关系之下,网络交易秩序的治理问题应当置于更广、更开放的社会系统中考虑,对此,应当创新网络监管职权履行模式,引入分布式的平等交互机制,构建科技驱动式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同时,拓展网络职权履行的主体,发展协作式的混合管理机制,结合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优化监管效果,从而实现平台与政府在互联网经济模式下对网络交易秩序的合作治理。

《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要义及实施展望

自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是我国粮食领域的基础性、统领性法律,作为一部以粮食安全保障为主题的专门法,有许多亮点值得关注。本文认为,该法深入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结合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实践需要,统筹粮食安全全要素发展保障和粮食安全全产业链条协同保障,为提升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为推动该法有效落地实施,需要压实粮食安全行政监管责任,推进严格执法;提升粮食安全司法裁判效能,促进公正司法;强化粮食安全法治普及教育,推动全民守法。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夯实新质生产力产业基础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和不竭源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新时代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

间接收购语境下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则刍议——兼评南钢控制权转让案

继“上海外滩地王案”之后,“南钢控制权转让案”再度引发了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激烈讨论。在间接收购的情况下,股东优先购买权呈现出两个新特点,即权利保护自主性对象的偏移以及权利义务的异体性,因而其正当性基础有所动摇。基于法律解释的视角,现行立法并没有将间接收购作为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禁止性条件,对有限公司人合性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重形式轻实质,容易造成对非股东受让人的利益保护失衡,且进一步导致“同等条件”的模糊不清。对间接收购时目标公司原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态度,应当由默许更改为原则上禁止,特殊情况下允许,且此特殊情况一般指公司章程中有明确约定。

交通肇事罪中“逃逸”之体系解释

对于交通肇事罪“逃逸”的解释主要存在“逃避法律追究说”与“逃避救助义务说”。后者作为当今的通说,在对交通肇事罪中“肇事后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逃逸”的理解存在分歧,难以形成共识。现有界定方式主要从公民大众的可接受度、明确性等角度进行事后的功利性评价,破坏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导致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混乱,为了入罪而背离司法解释的现象频发。为保证司法解释完美契合司法实践与刑法规定,确保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与刑法规定的协调一致,应对交通肇事罪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逃逸”作体系解释。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遵守解释学基本原理之相同法律概念作相同教义学解释原则,应将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两个“逃逸”作相同解释,解释为逃避前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对于车辆驾驶人所要求履行之附随义务;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立场,根据刑法所特有的目的对该附随义务进行限缩。据此,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以成立交通肇事基本犯为前提,作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之结果加重犯而存在。

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法律属性、程序法定位及程序规则建构

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国家亲权干预父母亲权的一种手段,是以“裁定”形式作出的司法文书,兼具指导性与强制性。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审理不应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其程序亦非诉讼程序之附属程序,在当前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特殊程序。建议增设“申请人申请—法院审查”的审理程序启动方式,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先进行形式审查,而后就监护人是否存在教育失职行为及是否有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必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可对违反家庭教育指导令的义务人采取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并辅以相应的惩戒。当事人对家庭教育指导令有异议时可向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法院申请复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视角转换——“存款流动性风险说”之提倡

以法益一元论为立场,从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的角度出发,针对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缩,根据质量区分说认为该罪实质侵犯的是当非法吸收的资金被用于非法经营存贷业务时所产生的存款流动性风险。从该法益出发,“存款”应当被解释为商业银行意义上用于存贷业务的资金,该罪应当被解释为准抽象危险犯,应将“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理解为将投资人存款流动性置于非正常风险,因此应当允许行为人对并不存在非正常存款流动性风险予以反证。

论比例原则在警察侦查取证程序中的适用

在中国刑事诉讼侦查程序中,警察的取证裁量权尚缺乏有效规制。这对于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潜在而现实的威胁,会阻碍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立法任务的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引入起源于德国的比例原则,使警察的强制性取证行为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和比例性要求,为公民权益提供基于程序法定原则而又超越于此的保障。与此同时,要引入司法审查机制,确立宽严得当的令状主义,为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司法保障。

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及其制度构建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反映了宪法层面上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体现了人民主权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与国家积极作为理论。根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当界定为公诉人。在此基础上,应围绕以下制度内容来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制度构建: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制度;检察建议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不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制度。

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

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西方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对于实践要素的理解上,现代实践哲学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亲缘性。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而其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则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发生的。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等方面将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语言学、科学哲学,甚至女性主义、组织研究、消费研究等领域中,从而为理解各种鲜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学科式的说明。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在未来也许会融为一体。

欧陆法律方法的方向性进程

欧陆的法律方法从古希腊主要倚重修辞术和论题学、古罗马初显解释规则的散乱粗放发展,到中世纪独立的法律解释学说出现,至萨维尼开启的以法律解释为中心的近代传统,在当代更被扩展为一个蔚为壮观的阵营,法律逻辑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诠释学等相继被列入,走过了一条起始脱离法律文本、以经验和情感为底色的泛方法,中途围绕法律文本、以理性为基础的严格方法,后又以严格方法为主体,包括各种泛方法、体系呈开放性的道路。

婚姻与共同善的法哲学分析——兼论同性婚姻合法化困境

婚姻是一种有着深层结构的全备性道德实践,这种实践决定了婚姻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应当追求特定的道德目标。婚姻的不同概念观体现了对不同道德目标的追求。夫妻观主张夫与妻之间的排他性结合体现了婚姻这种实践的最佳道德意义,也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相符,而改良观主张无论同性婚姻还是异性婚姻,都体现了对个体自主价值的尊重和保护。自然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伦理学理论,将婚姻作为一种共同善,展现了夫妻观婚姻的最佳道德意义及其与共同体之间的实质关联。为了维护婚姻对于个人的伦理整全性和社会之根本价值,国家应以法律形式确定一夫一妻制的唯一正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