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国。南岭至长江流域是东亚渔民、农民定居生活的摇篮,其中走完全程并结出硕果的是澧阳—洞庭平原万年前的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后者完全放弃狩猎野兽,只保留在水边射鸟和捕捞,发展渔业和采集水域食物,并专心驯化水稻和鸡鸭,修建环濠聚落,初创历法,成为后世农耕定居生活的典范。此地社会一脉相承发展之后,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创造专业化的生产和交易,相继修建城市,发明冶炼和文字,创建国家。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历史长河万年不绝,并逐渐与中国其它地区文化交流与同化融合。中华大文明的形成,虽然一直以发展平原农耕文明为主流,但同时也不断融合吸收山地猎民文化、不同区域农耕和半农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游战和游牧文化,绵延至今而越发壮阔。

西汉前期汉匈和亲之性质及汉匈关系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向北亚族群或国家提出和亲时,往往是处于较弱的形势,因此希望通过"和亲"获取和平。以西汉为例,据文献记载可知武帝以前汉匈"和亲"的次数为8次,通过对其内容分析,并结合汉匈双方对和亲的态度,能确定武帝以前和亲的本质为"岁遗"而非通婚。从汉匈关系的转变等视角来看,当时明显存在匈强汉弱的不对等关系。

古代突厥民族历史意识兴起原因探析

突厥民族的历史意识兴起于第二汗国建国时期。由于唐朝将突厥降附部众与其它不同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彼此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差异,促使突厥民族族群意识的形成与民族认同感的提升。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时的重要谋臣阿史德元珍曾入侍于唐,深受汉文化影响,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骨咄禄复国期间,利用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东突厥覆亡于唐的历史教训,不仅强化了突厥人民的凝聚力量,同时亦促使突厥民族产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当代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因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结果不能成立。此举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上古史的基本历史框架只能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中重建。二手的文献只有在经过形成过程分析并厘清文献形成背后的立场后,才具有史料价值。透过一手史料的分析亦足以证明,所谓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1912—1940年康藏纠纷的多方对话——以康巴观点为例

文章利用相关史志、民族志、州县方志、官方档案、官员日记、军委会边政资料、调查报告及相关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从相关各方的利益、动机、策略、手段、目的等多个角度,对1940年以前康藏之间发生的3次纠纷的成因及背景条件作了探讨和剖析。

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

近习不仅是历史的负面角色而已,也是中国帝制运作的一环,理应正视他们,不应只是一味地批评。服侍宋理宗是当时多数近习的常态行为,干政仅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来自理宗,受其节制。正文分为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内待董宋臣、扩大君权、公论防宦与鄙视近习等四方面来讨论。宋理宗宠幸近习,初年即有征兆,并非始于中晚期,此与史弥远专政的教训有关。理宗中晚期,虽倦怠于政治庶务,但大权并未旁落,他利用这些近习,善用御笔,加辟政治运作之路,强化统治根基。理宗虽重用近习,但同时注意到外廷反应,并未排斥辅臣,中断进对及经筵等接触外臣的信息管道。士大夫政治,固然有"为君为民"的一面,为了社稷或百姓的利益;也有"宰制统驭"的一面,为了群体或私人的利益。

满文《西洋药书》第二至第六药方及相关问题

《西洋药书》(Si yang-ni oqto-i bithe)为清宫传教士以满文写成的西洋药学著作,全书有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搜录三十六个药方,本文为对其中第二至第六药方的研究成果,将其中满文音译拉丁字逐一找出,并推论其中"teliyembi"一字,指的其实是蒸馏法。而文中的诸多药方,传教士可能是以中医学理介绍之,但对于部分药材与技法,则是以满文直接音译,《西洋药书》可视为中西医学知识体系交流下产生的著作。而这交流的过程,值得深究。

宋人传记所载士大夫家贫的思考

宋朝士大夫以自身阶层的角度来界定贫富,而非社会大众的一般标准,"贫穷"具有阶级观念。官宦的"清贫"话语有些只是强调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未必真正的贫穷。自述贫贱也许是内心主观的想法,未必是外在客观的事实。宋朝士大夫自称贫困的原因有六:一是自谦之词,传统谦逊文化下的制式词汇;二是标榜布衣出身,有别于恩荫出身,彰显登科的可贵;三是表示为官清廉,强调安贫以示操守廉洁;四是隐瞒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如从事末业商贾,以家贫难已维生作为掩饰;五是自幼失怙的另一说法;六是辞官或外放的借口。贫穷未必是一种负面或耻辱的名词,有些士大夫甚至出现"显贫而藏富"的心态。

《缁衣》中儒家礼学的“德”概念

在出土版本《缁衣》第廿章孔子语录中,孔子所提的“德”,乃是礼制国家长久运行的基础。统治者“公赐”才符合“德”的行为,此乃使受赐者不会自己用所受,而是将其作为敬献分享给子孙、臣属以及祖先。通过这种互相敬献之行为,整合社会结构而使国家达致治理。至于统治者的私惠,其不像公赐那样含“德”,所以对于国家之事不起作用。不过,孔子所言并没有彻底否定私行的恩惠,只是表达这种方法不符合国家的管理。《缁衣》中“私”和“公”的关系并非如后期汉帝国对臣属要求忘私为公的那样,并非要求全面扫除人们私下、亲近的来往,这种要求根本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内礼”。先秦儒家反而强调,不能为了国家而放弃私家。所以《缁衣》第廿章的意思不在于否定人们的私交,而在于强调礼制德政。

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

考古学的研究优势在于能够关注时间流逝中不停变化的物质意义。本文通过研究交缠于泥质黑陶的技术、社会及精神文化诸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变化过程,以此窥见这一阶段两湖地区文化格局核心的转换过程。从油子岭文化早期始,江南洞庭湖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而江北的汉东地区则逐渐超越洞庭湖区,并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高度一致的文化格局埋下伏笔。

劉邦集團侍衛組織的組成結構、戰時職能與王朝化歷程

本文由漢帝國成立之歷程,考察劉邦集團侍衛組織的組成結構和戰時職能,並從其王朝化的歷程和特色當中,思考其對漢初侍衛組織成立的影響。在組成結構上,侍衛組織原以舍人、中涓、謁者等散從近侍爲中心,至屯兵霸上以後,漸以郎將、郎中等統兵軍職爲主體。就組織職能而言,散從和統兵兩職系皆需内充侍衛、外從征伐,且因近侍屬性而需執行臨時性的軍事任務,説明戰時體制下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然在王朝化歷程中,兩職系職任分以侍衛和戰鬥爲主,爲漢帝國成立後的侍衛化和科層化發展奠定基礎。

论甲骨文“洹”字与殷墟布局

甲骨文字的研究,若能结合各种学科的资料,对于某些问题会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如商代地理的研究,除了研究甲骨文外,还必须结合考古发掘报告,才有可能厘清一些商代地理的问题,但也不一定能达成最终的结论,这篇文章也仅是提供一个说法。过去学者对于甲骨文"洹"字起源的研究,多将其形体解释为洹水的流向,然二者实无法结合。依据近年考古新发掘的资料,本文提出"洹"字字形来源实与殷墟布局有关的推论,并试图补证此说之可能性。

欧美学界的布里亚特研究史回顾

一、布里亚特研究的定义与背景本文所谓的布里亚特研究(Buryat studies),亦称布里亚特学(Buryatology),基本上是关于布里亚特人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布里亚特人被认为是蒙古人的北支,主要分布于南西伯利亚与贝加尔湖一带,主要位于今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Buryat Republic或Buryatia)境内,另外有些人分布于邻近的伊尔库茨克州(Irkutsk Oblast)中的乌斯特·奥尔达布里亚特区(Ust-Orda Buryat Okrug),^(①)以及外贝加尔边疆区(Zabaykalsky Krai)的阿金布里亚特区(Agin-Buryat Okrug),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数最多的少数民族。^(②)

拜日信仰演变、神权庙法兴衰与上古政治变革——以扶桑十日、羿射日和十日丧礼神话为线索

扶桑十日、羿射日和十日丧礼,不仅是美丽的神话,背后还涉及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手段。当时的政治离不开庙权,政治改革都基于神法,都是用神秘语言和祭祀制度来表达。就政治层面而言,扶桑神话反映出,在国家初兴之际,以太阳为始祖的多个邦国统治者彼此通过联盟合成为国家,由这些邦国轮流主宰国家政权。约5 500年前兴起的这几个邦国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始祖是太阳,在建立联合城邦制的国家时,借用十日始祖形象表达永恒的盟约关系,以十日盟约为庙法建立几家邦国统治者的平等盟约。夏时代父子继承统治集权制度兴起而创造出羿射日的新神权庙法,试图毁弃十日(氏)大贵族的政权。以射日神话替代扶桑神话则反映出,夏王国集权势力企图抑制老贵族的势力。但是,由于十日贵族团体还有一定的政治势力,而又为商王国所依靠,成汤出于政治笼络目的,复兴了十日神权,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整套王室宗庙之法。商王室十日丧礼,则反映出成汤笼络人心而统一国家的高明策略。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中国青铜技术本土起源,是长江中游上古大文明的贡献。从最早认识氧化铜矿和发明还原法,到了石家河文化常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着冶炼,并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少量发现的铸造的小型铜器直接显示,石家河人熔铜并用铜液铸造,应归类为青铜文明。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已可见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用来打碎矿石、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等。大部分工具的性质与其它古文明冶铜工具颇为相似,但石家河冶铜技术最独特具代表性的工具是胎很厚的陶质炼虹。厚重而夹粗砂的炼缸陶片经常见于石家河文化冶炼遗迹,并伴出大量炭末、烧土和各种灰烬坑,里边偶尔还会发现炼渣。但是由于长江中游的冶炼技术已足以从矿料全部提炼出铜,所以石家河文化炼渣富含硅、铁、铝而很少会检测出铜。在石家河文化社会中,已将冶炼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祭坛上进行与冶炼相关的礼仪,与之相关的还有祭坛设置与安排,如摆放套虹。在其精神文化中,炼缸内部被视为全新生命产生之处,因此炼缸内部空间充满神秘意义。石家河人亦随葬炼缸或用炼缸做瓮棺,寓意转化与永生。从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来,因冶铜需求和规模增加,发展出可以批量生产的固定式熔铜炉以及长条形龙窑式炼铜装置。同时,因矿业、冶铜业走向专业化,冶铸技术深入矿区,在歹山边安排专业化聚落。在矿区定居的工匠社会为冶铜技术进一步创新和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专业工匠们在寻求和实验不同炉壁材料的基础上,从炉壁査化现象观察到硬陶制作方法,从而在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新的材料技术革命。石家河时期东亚其它地区都没有同等程度的技术,正是石家河青铜文明奠定了其后高度发达的商青铜文明的基础。因此,“中国青铜文明外来”的理论恐要被商榷。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二)

(三)铸造工具:石范和陶范的发明问题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只辨识并记录了一件先商的陶范,出自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该遗址位于孝感市花园镇,经纬度约31.24N 113.98E,在澴水的东岸。对此遗址只进行过两次小规模的试掘,但发现很厚的商文化层,据陶器对照大约从盘龙城一期起(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殷商玉器文化非常发达,将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进行对比观察,发现二者在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极为相似,如采用青铜工具加工,采用阳起减地或弯曲线条阴刻技法,习见饕餮神目与夔纹、扉棱,常见龙、凤、虎、蚕或蝉、立鹰等造型。这些相似性说明二者系同出于一源,石家河文化应是殷商玉质礼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头。在此基础上,原来被称为"柄形器"的玉器,实际上宜改称为"祖形器",即后世所谓祖先牌位。这一文化传统亦肇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经商文明发展成为关键礼器,而后传至后世并续用至今。这种考察为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时空关系提供了例证。

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炼遗迹考辨

本文分析邓家湾T11-10屈家岭时代的遗迹,推论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晚期在此处进行冶炼,且当时该场所的冶炼活动与社会祭礼活动有关。早晚不同时期发生于此处的冶炼遗迹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绝对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3600—3100年间。该场所的冶炼规模也随着时代推移而增加,且可以观察到屈家岭时期先民如何摸索炼铜技术,尝试不同的方法﹐最终发明了炼缸,这种技术突破足可以被视为石家河文化开始的标志。屈家岭文化是冶炼知识迅速累积与众多发明开端的时代。在此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的先民自行创造了青铜时代文明。笔者建议,将建筑石家河大城以及发明炼缸技术,作为从屈家岭文化变换到石家河文化的关键标志。

清代台湾嘉义地方的开发与环境变迁

Taiwan was a frontier society during the Qing dynsty. Following the influx of migrants the, environment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New settlements were formed and their was an in- 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development, which has drawn scant attention from historians, warrants greater scrutiny. This article examines environmental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ayi region from 1683 -- 1895 taking special note of :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阿史那摸末墓志笺证考释

引言本方墓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志盖与志石皆为正方形,长、宽均60公分,~[1]志盖为篆书,共4行,满行3字,刻写"唐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共计12字;志文为楷书,共21行,满行21字,标题为"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之铭",无方界格,墓志全文共计有390字(含铭文),无撰书者姓名。[2]志石现藏于西安博物院。墓志志文拓本,见文末附录一。~[3]本文以"阿史那摸末墓志"为探讨核心,辅以相关墓志志文及史籍文献记载,对墓志内容进行笺证分析,同时探讨墓志所显示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