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

长江中游地区是史前毁器葬兴盛地之一。研究长江中游毁器葬可发现其出现于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并且延续于长江中游诸史前文化中,下迄盘龙城文化,乃长江中游地区一脉相承的葬俗,其背后应有其地域文化的信仰脉络。

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

在当前上古及三代考古编年和历史复原研究中,往往将经汉代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全部当真,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本文指出类型学超范围运用是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进而分析了类型学应用的边界条件及其局限性。文章认为,夏商历史复原研究必然涉及到大量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这种情况下由于层位学的缺失而使类型学分析往往难以提供严谨的答案,后者并不足以克服此类历史意识形态的陷阱,甚至主动与后者合谋,而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的帮手。本文提出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比较时,务须首先通过碳十四测年方法构建跨区域跨文化之间的绝对和相对年代框架,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和前提。鉴此,研究者需要充分理解、掌握和利用碳十四测年这个重要的年代学工具,建立适当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评估和分析方法。文章最后讨论了影响碳十四数据的各种因素以及评估鉴别方法。

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中国史研究不仅需要避免因中国文化千年不变的假貌而掉进以今释古的陷阱,也不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范式出发,以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的观察。当前盛行的从单一学科对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易导致整体性看法不足和缺失。为此,古史研究需要遵循"白纸法"、"自行不取名"等八项原则,并炼就史料辩识的基本功。常见对"信古"学派的认识含有很重要的误解,将认为文献所载并非凭空而来的态度当作文献所述代表历史真相的信任;以往在研究实践中经常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以地下材料"补正"文献读为"补证",容易造成谬误。因而,研究古史需要清楚文献所表达的首先是其撰写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研究者需要以"探古"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提出阅读文献的方法要点。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 ,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 ,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 ,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 ,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 ,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 ,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 ,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 ,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 ,以及伦理亲情等 ,先撷录各书记载 ,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 (如《贤者喜宴》等 ) ,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 ,作为考据时之依据 。

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台湾)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文章主要讨论西方古代普世史的类型及其涵义。他指出,从古希腊史家埃浮鲁斯及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的普世史"、狄奥多拉斯的"文化的普世史"至攸西比乌斯的"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西方普世史的类型及涵义是在承袭中发生变化的。攸西比乌斯综合"政治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及"文化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传统"的观念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创造出基督教即代表"一个国家"和"一种首要文化传统"的观念。攸西比乌斯的"普世史",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文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世界史(或普世史)观念的渊源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商榷

张惟捷先生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发表《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郭静云先生《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若干古文字学的问题。然细读张文,可见其内容舛误亦多,可商之处凡16组23条,其论据与释读存在诸多问题。总结而言,郭书虽有小瑕疵,然张文所论疏漏之处更多,主要有二大问题:第一,由于张氏行文多引学者文章,对于学者文章的引用或理解产生偏差,很多部分并不能作为反驳郭说的根据;第二,张氏还有对古文字的释读有误,或是对郭书理解不清的情况,这部分占张文全文之比例并不多,但有问题之处却不少。且作为一篇反驳文章,张氏除了少部分内容外,其余大多以学者的看法作为反驳的根据,并非直接针对郭书在材料运用、逻辑与推导方面进行讨论。由于张氏文中存在诸多缺失,导致其文可观者寥寥。

东突厥阿史那染干生平事迹探析

在隋朝三十七年的历史中,东突厥始终是隋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在东突厥臣属隋朝的三十一年间,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与隋朝的关系最为特殊,不仅与隋文帝、炀帝两代都有往来,同时染干亦是东突厥汗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隋廷扶立,册授大可汗号的国君。探讨染干的生平事迹,研究染干的出身之谜、被隋文帝册立为东突厥大可汗原因与过程、染干在炀帝时期与隋关系变化以及染干子嗣人数等问题。

甲骨文中以饕餮眼睛爲“目”“臣”的字形考

饕餮眼睛的特殊形狀爲内眼角下陷,外眼角上揚,並且眼瞳突出眼眶。這種形狀很獨特的眼睛,不僅見於龍形的饕餮文,商時期各種神祕對象,大部分都有這種形狀的眼睛,所以筆者將其眼睛稱爲“神目”。同時,“神目”也經常被稱爲“臣”字目,是因爲甲骨、金文的“■”“■”字的字形亦相同,具有神目形狀。本文梳理了相關文字資料。殷商之前神目作爲文字符號雖零星可見,但均無法解讀,只有甲骨文才可以破譯。甲骨文中,神目即是“目”字,用法與意義均由眼睛觀看的能力所衍生,並包含對此能力的崇敬之意。在甲骨文中,神目符號的直寫、豎寫並無意義上的區别。在單一文字的使用意涵上,大多和眼睛的功能相關;用作名詞方面的意義時,可表示人或上帝的眼睛,也可以是名稱,包含人名、族名、爵名、地名、國名、祭名、祭祀對象名。在動詞方面則作爲注視或盯梢的動作。只是到了西周以後,直寫和豎寫的字形,才可分爲“目”與“臣”兩個寫法和意義均不同的字體。

以全球视角重新解读世界历史

【编者的话】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任职至2004年12月,现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2015年9月,孙隆基教授的《新世界史》一书第一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郭店簡中所見非文字記號蠡測數則

本文以郭店簡爲範圍,探究其中各種“非文字記號”的作用及其對文獻内容的影響。筆者首先假設這些記號具有系統性意義,且與其所屬的文獻有關,而後將之分爲文章結構、文句理解以及閱讀使用三種層次加以解讀。據此,筆者認爲文章結構層次的記號在解讀時應具有最高的穩定性。循之可推斷《老子·甲》②、《五行》起始數簡的連續方形墨塊,或爲口訣之類的章節記號;而《性自命出》等篇的曲折記號則可能用以綴合不同篇章,反映出先秦文獻如何在流傳抄録之中,經各種整理、編輯,而逐漸將主題相近的文本拼凑成典籍的過程。

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新收获——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系统)研究》综评

一 汪征鲁先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系统）研究》（以下简称汪书）一书是以系统论作其骨架。系统论的优点是重视宏观，在时间上采取较长的段落，以观察长时间的演变轨迹；在内容上顾及多项因素，及因素间的关连，

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

唐代吐蕃的相制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在赞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公元676-701年在位)族灭论钦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相一族(公元699年)之前．吐蕃实施的是独相制。即由一人单独担任大相(blon chen po．blon che)．由其实际负责吐蕃政府的运作．大小事务均由其一总其责，因此，吐蕃王朝的实权易为独相所垄断。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一)

幅员广大的中国在上古时曾存在过很多国家,其中有些古国因与殷商发生过战争,使得其名称留存在殷商甲骨文上,不过其虽有名,却往往不知其所处、规模和历史长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古国与殷商没有来往过,故无名字留下来;尤其是在殷商甲骨文之前的时代,没有留下文献记载。只不过,考古发现与研究却足以表明,中国大地在6000年前已有进入国家化的区域,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文明。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状。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

2.嵩山地区:江河中原之北界放眼世界,在整个东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除了长江中游之外,没有任何城或古国性质的遗存,唯一的例外是西山城。豫中地区最早的城址就是郑州西山城(图四:21)。该城规模不大,估计城内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依据碳十四约为公元前3300-前2800年㉘。郑州地区迄今并未发现与其同时的其他城址。

牙璋起源刍议——兼谈陕北玉器之谜

本文认为,鄂西、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先戎"掠夺的风险。除了神木遗址之外,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包括食物、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楚简《缁衣》的“谨言慎行”论──第十五至十六章的本义考

对照出土的《缁衣》先秦简本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可以考释十五、十六两章的本义。《礼记》经本因合并第十四、十五章,又将第十四章引文移至第十六章,使论题遭到混淆。从简本来看,第十四章的论题与后两章有异,不宜混为一谈,而从第十五章起,《缁衣》的论述转向新的主题,亦即君民间的言行规律,君言和君行之间的关系。第十五、十六两章所论,皆在解释君子为何必须谨言慎行。《缁衣》作者认为,言、行都要有所节制,在政治上,过度的发言或行为都将造成负面的后果。君子知所节制,就能对民众产生教化作用,使民众不再欺诈诡谋。国君易知民心,国家就能远离动乱。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三)

鸡叫城鸡叫城位于湖南澧县澧阳平原偏东位置。由于取土破坏,以及长期自然侵蚀,城墙及城内地面现状皆保存不佳,这使其城市平面轮廓和城市结构颇令人困惑。观察田野报告所绘的平面图(图一七),若根据城濠沟边上的土圹走向来判断,似为圆角方形城市。但是,若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对城市地貌的改变和破坏,观察卫星图像,并结合该城外存在多重环濠结构来看,笔者认为,鸡叫城原来的形状似应更接近圆形,而不是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