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区域规划50年

旨在综合二战至今法国区域规划政策的经验。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法国的地理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的设想和准则是揭示不同阶段中发展运行模式与公共政策目标、工具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这些阶段可以被界定为:二战后的重建期,大致从1945年至1950年代中期;剧烈增长期,所谓的"光荣的30年",也就是"福特主义"工业扩张期,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重组期,紧随着1974年石油危机(其影响深远,绝非一个短期事件),直到1980年代末;当前的"弹性发展"期,全球化和对地方发展的关注是这一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也可看作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端,其即将到来的影响尚无法确定。通过数次发展速度和内容上决定性的变革,这一回顾性的分析显示公共权力机构能够(必须)对经济地理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即使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材料可以为国际比较提供有益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区域转变都非常剧烈的中国。

标志性空间:概念及其在城市品质提升规划中的运用——《杭州市上城区标志性空间规划》解析

针对传统规划手段对城市品质的提升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空间规划应以"人的需求"为本回归其朴素而客观的复杂性。把握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元素与基于空间内涵的对可干预表象的认知这两点是标志性空间规划方法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标志性空间的概念是指一个地方的代表性空间(作为地方标志的空间),它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水准,并结合《杭州市上城区标志性空间规划》实例对其规划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程度初探

功能多中心是多中心城市区域最为本质的特点和最为关键的演进阶段。基于欧洲POLYNET研究所形成的功能多中心测度方法,选取长江三角洲目前最受商务旅行青睐且使用最为普遍的城市间动车组(CRH:China RailwayHigh-speed)每日车次数作为替代数据,对区域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进行测度,并与欧洲8个城市区域进行比较。通过测度和比较同时参考其他相关研究,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较高,已经接近较为典型的功能多中心城市区域。

城乡空间演化中的复杂问题与规划解决：来自法国的经验与启示

题目的主语是“城乡空间演化”．一个比“城市化“更广义、更一般的名词。因为即使仅就空间方面而言．城市化也并不能恰当地覆盖中国当前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挑战。比如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对城市本身演化的关注（虽然广义地这也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但显然不是城市化概念的重点所在），更加强调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关联体、整体加以关注．从而城、乡可以建立起更好的互补、互动、共赢发展的关系，强调将乡村地区视为一种更加积极的空间来关注．以及强调将区域不仅仅作为一个“背景”．而是在一些方面确实应当看作“实体”、可以设计和操作的对象加以关注。

城市公共空间社会学

通过对法国和美国多种城市空间——街道、大型购物中心、车站、咖啡馆、广场和花园等——进行简要评述,提出了当前公共空间的设计者和研究者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构建能够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且该空间可以培养彼此分享的意识,促进地方公共领域的产生。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着眼于共同的全球性因素——环境、人口、经济——这是21世纪初所有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其次,聚焦于经济,通过考量经济中日益重要的面对面交流和经济集群,探索发达经济中出现的知识经济转向。第三,揭示空间含意:特别是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这一新的21世纪城市形式的出现。第四,考量来自欧洲和中国最近研究的证据,聚焦于在这样一些复杂的城市区域的规划和治理问题。

法国的城市政策——社会融合作为解决隔离问题的公共手段?

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的"地区政策",以减少隔离及其在相关城市区域与贫困人群的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即使2003年推行的城市更新计划在城市与社会行动之间引起一定的割裂,但80年代所确立的三个支柱——地域的、综合的以及参与式的政策——却依然适用。作为一种避免"贫困社区"的适当方式,"社会融合"的理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被城市政策所采纳。社会住房问题在城市更新的多样化战略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正如《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所规定的那样,地方政府在社会住房少于20%的情况下应加强社会住房建设。这些社会融合策略的社会影响并不是非常明显,它与迁移进程、地方市场是相关联的,而公共行动对这些因素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人口变动、住房与城市

对法国来说,在评估人口变动对住房问题和城市规划的影响时,家庭性质和结构中的人口老龄化与变化是两项重要考虑因素。这情形同样适用于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据国家统计局预测,预期寿命的延长已造成中老年人口在人口比例中的上升趋势: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翻两倍,75岁以上翻三倍,而85岁以上则翻四倍。这种现象对法国各个区域和城市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却有可能强化已经存在的国内移民潮的不稳定性。一般来说,对于住房和城市,有几个问题源自人口老龄化:首先,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的数量和结构有影响,它有助于阐述家庭数量增加规模却减小的事实。其次,大多数老年人,即使高龄甚至残疾或不能自理,仍然选择住在自己家里。欧洲的老年人相关调查表明,他们都不愿意迁入护理机构。这意味着住房必须适应此类人群的特定需求,并且向他们提供服务使其能够留在家里。不仅住房的舒适性是一个问题,住房或建筑物的可达性也应恰当,人们还要考虑安全、公共空间、交通以及购物设施。当然人口老龄化也并非只是个负担,实际上它能够刺激老年人生活地区的经济,促进创造就业机会以满足其特定需求。而且,由于老年人的养老金支出,他们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老年人的私房拥有比例相当高,从而影响了住房市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众多家庭存在着性质和结构的变化。自60年代末以来,研究观察到结婚数量减少,离婚数量、单亲家庭数量和独居者数量均增多。这些变化再一次对住房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主要是给住房市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人口老龄化就增加了家庭数量。事实上不仅是数量上的后果。大致来说,时至今日,住房市场必须满足稳定家庭的典型需求(即已婚夫妇,两份工资,两个孩子)以及非常规家庭的需求。后者的住房需求是难以在当前的住房市场及其运作中得到解决的。他们也有对住所和周边环境的特定需求并且希望在此生活。此外,他们中的很多,尤其是单亲家庭,面临收入偏低这一主要制约因素,致使其很难找到住处。另一个问题在于,家庭生活中的这些变化使得人们需要频繁地搬迁,而当住房市场紧俏的时候这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墨尔本环境规划--对一体化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批判性分析

本文概述了墨尔本城市规划政策中的环境因素.重点研究了其中的可持续水管理政策。对于严重缺水的墨尔本市而言,可持续的水管理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墨尔本的水量储备在过去10年里已经枯竭,同时气候变化的预测也表明其面临的缺水压力将日益严峻。这导致了激进的管理战略,例如限制本州某些地区的非必要用水。不单单是墨尔本,在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其他很多地区都面临着缺水这样的问题。专门用于水管理的较长期的规划政策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并降低其进一步的影响。2006年10月引入维多利亚规划条例(VPPs)的"一体化水资源管理"(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规定在新的细分条例中可能有助于使其转向更加可持续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本文介绍了"一体化水资源管理"政策,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批判的中心主题是自由裁量与规制的发展控制之间的利弊。文献表明,这一政策的任意性将降低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这一政策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功,就应该更具规制性和创新性。最后本文探讨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类规定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机动性：梦想、手段、问题--1960-2008年法国的机动性、机动性政策及研究简史

1960年以来,法国机动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人出行里程的增加值数倍于1950年之前所观测的增长数。这些变化聚焦于人们的出行行为,并通过调查可以观察得到,同时,这些变化也致力阐明演变机制中的个人意愿和责任。另一方面,聚焦于个人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决定者。政治立场、社会代表性、与城市化节奏相关的需求、投资政策等等,对形成今天的机动性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将所谓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整合于同一视角,我们将首先描述1960年和2000年机动性系统的统计特征,然后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针对每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三个问题:居民的观念和需求、决策者对形势的理解、机动性领域向研究者提出的问题。然后我们聚焦于法兰西岛地区,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区域。

战略规划在意大利：基于实践领域的初步反思

2000年,一个跨市的战略规划由位于米兰省北部几个自治市组成的自愿团体（北米兰—西尼赛罗、巴尔萨摩、塞斯托圣吉奥瓦尼、不莱索、科朗葛诺—蒙赛斯）提出。几个月后,首个战略规划被都灵采用。在2007年末,根据RUR-CENSIS主编的一份报告（RUR-CENSIS,2007）,意大利的5个省,

试论城乡统筹下的都市区城乡用地分类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93)自20世纪90年代颁布以来,对我国城市规划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两个标准相互分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城乡建设分割的局面。随着《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第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必要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迫切需要一个连续、系统的用地分类体系。从传统城乡用地分类的困境出发,针对都市区这一类特殊空间单元,文章提出以"都市组团"、"都市绿郊"为都市区发展的目标空间,以"城镇用地"、"乡村用地"和"城乡一体化用地"表征都市区空间用地发展的区域角色,以此为基础形成"6大类、33中类"的都市区城乡用地分类体系。

虚拟社区实体化机制与空间特征探讨——以南京西祠街区为例

虚拟社区的实体化是虚拟社区发展的一个新现象,本质上是虚拟社区的应用与产业化发展,在其实体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空间的重塑。南京西祠街区是依照"西祠胡同"虚拟社区设计建设的一个在现实空间中真实运行的城市社区,属于典型的虚拟社区实体化现象。虚拟社区的实体化有其产生需求与作用机制,并且在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方面呈现出空间发展特征。

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的政策与实践

儿童独立活动性意指未满18岁的儿童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况下于公共空间活动的自由程度。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过去30年儿童的独立活动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其原因的推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规划设计因素.例如较低的密度、较少的土地混合使用,更宽的道路以及更多的汽车交通量;社会因素,例如对交通和陌生人威胁的担忧的增长。限制儿童独立活动性的负面影响包括:在知识和对邻里环境的掌握方面限制了儿童的生理和社会发展,同时增加了其对汽车的依赖。悖论的是.无论是在交通安全还是陌生人威胁方面,越是选择把儿童放在汽车上安全性反而越低。增加儿童的独立活动性一方面需要缓解父母对交通和陌生人威胁的担忧,另一方面还需要创造物质环境以鼓励儿童享受独立安全步行的权利。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总结之后,本文将聚焦于一个墨尔本地区的从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出发改善具体社会和物质环境的案例研究。

欧洲与法国社会住房政策的主要问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欧盟的27个国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社会住房政策模式:"剩余"模式(residual model),主要存在于南欧及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住房仅供给那些最贫穷的阶层。"一般"模式(generalist model),这一模式下,虽然受到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收入和租金上额的限制,但社会住房将提供给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普惠"模式(universal model),社会住房更多的以一种不带任何社会目标的"公共住房"的形式出现,其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的社会租赁部门,为所有人提供大量的可支付的租赁住房。瑞典、丹麦和荷兰仍在一定程度上执行这一模式。第一部分介绍这三大模式,以及当前欧盟众多国家不同的社会住房情况。第二部分揭示了欧洲住房政策的普遍趋势以及为何走向"普惠"模式的废除,许多实行"一般"模式的国家如何向"剩余"模式靠拢及其原因。最后一部分重点是法国的情况,揭示2000年代的住房危机以及国家住房政策的主要方向是怎样向社会住房的"剩余"模式靠拢。最后,分析了这一过程对城市问题的主要影响,如社会融合和房地产的贬值。

米兰省的战略项目：增进新的治理文化的潜力和措施

1挑战：与有疑问的背景条件的相互作用在最近10年里,一场关于米兰市的引人瞩目的辩论持续升级,产生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大多关于米兰在未来注定要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了维持和再现传统的＂联系性空间＂（space of relationality）角色而必须面对的挑战等（AA.VV.,2006）。

区域流动空间的关系测度与整合——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经济联系量和交通可达性的理论模型,建立湖北城市间的关系测度,并结合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的关系测度,运用ArcGIS技术进行可视化表达,研究发现流动空间产生的空间关系作用于传统的中心地体系,形成湖北省网络城市体系,并形成由西向东梯度加强的关系格局,高速交通网和信息网建设对城市间关系作用明显。

人居三、中等发展陷阱的本质与我国后中等发展期规划改革：再论整体主义

解读人居三,以《新城市议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为例,剖析其中潜藏着"规划包罗一切"的危险。该倾向似乎具有逻辑必然性,论文论证其背后是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世界观。进而,以一个"认知形成"原型引领,系统阐述以关系、一致性、可变、同时性逻辑、整体等为核心的认知与事物演化的真正本质。两种世界观的对比,澄明了包罗一切式解决方案普遍发生但无效的原因,其与中等发展陷阱的关联,以及突破中等发展陷阱的原理等,最终应用于对中国式中等发展及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改革的讨论。本文以建构整体主义为核心理论诉求,本身也是该理论的一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