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教育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一个整合的概念框架

社会工作教育在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工作教育如何更好地促进专业化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关键议题。本文构建了分析社会工作教育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中作用的概念框架。该框架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而是会经历"专业化—专业下行—再专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既可能推动专业化和再专业化,也可能带来专业下行。基于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专业化阶段呈现参照或学习成熟专业的做法,借着外部专业的规范进行内化;社会工作教育的扩张和商品化、社会工作教育社群和社会工作职业群体分裂导致其进入"泛滥"和专业下行阶段;后期的教育和实务力量整合,促使了台湾地区社会工作专业走向再专业化,呈现出独立和觉醒的特质。基于此,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应当促进社会工作学科独立性,促进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发展,促进教育与实践深度联结,促进社会工作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缺位与补位

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创新催生了"三社联动"的实践探索和政策设计。"三社"中起步晚却最具能动力的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的发挥对于"三社联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社会工作(者)在"三社联动"中尽管就提供特色服务、策划社区活动、链接组织资源等呈现出专业优势,但专业缺失仍较明显,主要体现为"依附—庇护"模式下的专业知识转化欠缺、发挥空间不足等问题。归根结底,这种"依附—庇护"模式存在内因方面的专业自觉性不够和外因方面的优势主导性缺位。因此,"三社联动"应从"依附—庇护"模式向"优势—权变"模式转变,从政府取向、三社关系、社工自觉等方面采取导向性补位策略,即政府需采取包容性扶持式态度,促进"三社"各方平等协作,建设自觉的"四型"社会工作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三社"摆脱盲目性联动,实现权变性联动,达到1+1+1>3的效果。

工伤女工的赋权策略——基于T机构的个案研究

在当前的劳资关系中,工伤者是难以自我赋权的群体。劳工社会组织在促进工伤者赋权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既有文献对赋权实践的探讨较少涉及组织采取的赋权策略及其有效性问题,亦未能同时考虑不同的赋权层次与赋权取向。本文采用赋权的视角,以专注于工人服务的T机构为个案,分析劳工社会组织对工伤女工的赋权策略。研究发现,劳工社会组织主要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工伤女工进行自下而上的集体赋权,所采用的教育策略、活动策略和宣传策略能给工伤女工带来积极的改变。但是,这些赋权实践也面临着认知差异、理念冲突和制度约束三个方面的局限。这些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社会组织层面可以克服的。

身份、能力与保障:儿童主任政策运行的困境和出路

儿童主任是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者,儿童主任的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儿童关爱保护的服务效果。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儿童主任群体的行动和处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政策对儿童主任的服务目标、行动规范及角色位置定位不清晰,导致儿童主任身份模糊;学历层次低,专业知识和技巧缺乏难以形成满足儿童关爱保护需求的服务能力;政策经费和激励机制缺乏让儿童主任陷入保障缺失的困境。因此,需要建设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儿童主任队伍,加强儿童主任的培训和督导,提升儿童主任的服务能力,完善儿童主任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做好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服务工作。

专业化与行政化:实习督导关系从合作到冲突的转变

本研究以实习中的督导关系为例来探讨专业化与行政化的张力对社会工作教育造成的具体影响。实习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而督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环节的质量。本文基于笔者的实习经历,在专业化—行政化的框架下探讨督导关系由合作转向冲突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实习过程中,督导关系可以分为行政化倾向的积极合作阶段、专业化与行政化交织的消极合作阶段以及专业化与行政化分离的冲突阶段。专业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博弈引发了督导关系的转变。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之间关联的认识。通过实习督导这一环节,行政化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工作教育中有所显现,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工作的“教育降维”。

意识、能力与支持系统:困境儿童家庭监护问题与出路——基于J市的调查

家庭监护在儿童成长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庭监护能够为困境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保障。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调查了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的现状及困境,深入剖析影响家庭监护的因素,研究发现,困境儿童的家庭监护存在监护意识缺失、监护能力不足以及监护支持系统缺乏等问题。因此,需要提升困境儿童家庭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提高家庭监护能力,建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合力监护体系,这样才能做好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服务工作,促进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基层儿童督导员政策执行困境及其治理

儿童督导员作为我国基层政府部门中负责推进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政策落地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执行者,直接影响基层儿童政策执行效果。本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组织结构”的政策执行整合框架,运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儿童督导员政策执行面临着上级任务要求和儿童服务需求不匹配的制度环境“中间挤压”、岗位人力分配和资金统筹方式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内部掣肘”以及专业服务能力和自身职业认同的执行者配置“顾此失彼”的结构性困境。因此,建议创设儿童督导员政策执行的专门机构,负责牵头儿童保护工作;建立资源共享的政社合作机制,提高儿童福利供给配置效率;加强儿童督导员的专业培训力度,培育基层儿童服务复合型人才。

国家服务社会:社区志愿动员机制与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社区志愿动员机制是社区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机制。基于国家动员、社会动员和社区动员的学术脉络,以及对疫情时期社区志愿者的动员类型划分,本文构建了国家服务社会的社区志愿动员机制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志愿动员的关键在于政策动员与主体动员的双向互动。党员在场和社区吸纳的“强组织约束-弱情感激励”政策动员机制,优化了社区志愿动员的资源整合格局。自我内驱和市场运作的“强情感激励-弱组织约束”主体动员机制,完善了社区志愿动员的服务整合体系。“国家服务社会”的整合动员机制,为志愿服务深度回应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机制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