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饴盐:盐媒介视域下的中国文化传播

盐能予人一种特别的味觉体验,使人们将经历了实践与积淀而得的观念化对象重新“流入”生活世界。与其他佐味料截然不同的是,盐勾连起的对象是人艰辛劳作而又历经苦难的集体记忆,因而更深刻地嵌入了中国人的公共情感话语。在集体记忆构成的共同语义空间基础上,盐成了生活媒介。而在对盐的媒介域考察中,本研究通过历史的文本重新审视盐运与盐政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的流变是如何重构了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并决定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时代的主流风貌;试图重新发现在无数次历经海盐与陆盐的文化碰撞交锋之后,中国的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的意义所在。

言传与身教:身体传播视域下《论语》中的学习系统

《论语》对于学习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其智慧中蕴含着一种围绕身体媒介所建构的言传身教系统,用以支持学习这一传播交往活动的持续进行。本研究从人际传播式的“与人学”和内向传播式的“与己学”两个方向上,探讨言传与身教相辅相成、内外兼济的学习系统与其合理性。并从关注身体媒介和传播动力的角度探讨了《论语》智慧对今人之学习所带来的“学有不得反求诸己”启示。

孔子圣贤思想的实践方案及其困难——以“忠恕”之道为中心(上)

孔子的圣贤思想以“仁”为核心理论,以“忠恕”之道为实践原则,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但孔子所处的时代与当下社会有着本质差别,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应以“忠恕”之道为中心,对其产生的历史语境、面临的社会议题、采取的实践方案、陷入的双重困难进行梳理、澄清和反思,并在现实语境中对其进行再诠释,以彰显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孔子圣贤思想的实践方案及其困难——以“忠恕”之道为中心(下)

孔子圣贤思想建立在“人之生也直”的内在基础上,依靠“志士志于道”的自觉守持展开“尽己之心”的内化道路。以“孝悌仁为本”的家庭实践和“克己复礼”的社会实践,辅之以“圣贤君子”人格的榜样实践开出“推己及人”的外化过程。但是,诚如孔子之后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义利之辩的纠葛,都体现出作为践行孔子圣贤思想的“忠恕”之道存在诸多理论上的困难。“孝”作为家庭伦理的不平等性、“礼”作为社会规范的单向性、“圣贤君子”人格示范的失效使得“忠恕”之道在外化过程中陷入了实践困境。

跨流派传播:《韩非子》与《庄子》寓言的互文性研究

道家与法家之间的传播观念比较由来已久,1925年著名学者朱希祖发表的《道家与法家对于交通机关相反之意见》一文即是从“道家”与“法家”之关联处落笔,探讨中国古代的传播(“交通”)观念。近百年来,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但是对于《庄子》和《韩非子》传播思想的关联性研究还比较少见。借助文本对读的方法,在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寻找联系,这种交叉研究将有利于从传播学的视角全面反映华夏传播思想地图的全貌。《庄子》与《韩非子》文本之间的联系是隐蔽的,其中既有法家与道家的对立,又有法家对道家的传承,《庄》《韩》对立于显白处,关联于隐微处,这种隐微的联系,正是华夏隐喻传播的关注点之一。

“忠恕”之道人性论根基的再反思——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视角

“忠恕”之道是孔子践行其“仁”学思想的重要方法和一贯之道,但孔子并未详述其价值必要和现实可能性。孟子从“性善论”出发确立了“忠恕”之道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可行性。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将“性善论”与“天命论”结合,转化为“性三品”说,则为“帝王盗天”埋下了伏笔,使“忠恕”之道逐渐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宋明儒家从先验的“天理”和“本心”中探寻其根据,但过度的抽象化和教条化使“忠恕”之道脱离实践,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体现为软弱的道德呼唤。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深刻论断可为理解“忠恕”之道提供合理补充和新视角。

《管子》“尚贤”思想、制度与哲学反思

《管子》有关尊贤用贤,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选贤、举贤、用贤、考核制度。尊贤主张和实践,与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政治改革、争霸天下的需要直接相关,也是其管理思想背景和哲学认知体系所致。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管子》尚贤实践在当时具有先进性,但也反映出以贤为治模式的具体难题和普遍问题,其中“以民为本”“以人为中心”问题值得深入考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