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专业至上打造古籍整理精品——以《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出版为例

《史记》修订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出的首个成果,反映了古籍整理的最新标准,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巨大。《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历程,是中华书局坚持专业至上,以古籍整理出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与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为确保《史记》修订本的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中华书局追求专业至上,精心遴选修订团队,依靠程序管理,在修订环节执行统一的工作流程,坚持专家评审制度,并在编辑和校对环节安排专业的编辑组和责任校对以保障编校质量。

淺議日藏漢籍寫本釋録中的規範

日藏漢籍寫本主要是指日本所藏的漢籍寫本文獻,其中既包括從中國傳入的早期寫本,也包括日本人根據中國早期寫本抄寫的漢籍文獻。這些文獻的書寫特點是,保留了大量漢文俗體字、異體字,同時還往往有大量日本學者的訓點符號,以及注解文字。自日藏漢籍文獻爲國内學術界重視以來,研究者更多還是注重研究這些文獻的内容,比如關注日藏漢籍寫本文獻與國内傳世文獻的文本差異,希望能藉此窺探經典文獻在刊本流行以前的原始面貌,以便於更加深入地探尋經典文獻的本來面貌。

印度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及政治解决,对印度外交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一次难得机遇。印度出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平共处、不结盟等因素的考虑,不断调整其印度支那政策,从中立的"不干涉"政策,进而逐渐转变为积极的调停政策。印度发挥在日内瓦会议上了独特的作用。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印度外交特点的认识。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思想。回国后,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事实,胡适分别于1932年、1948年和1950—1952年提出让国民党自由分化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钱谦益杜诗笺注与诗文作品关系探微

《钱注杜诗》是清代杜诗笺注的开山之作,其笺注者钱谦益博通经史,为清代诗风的重要开创者,且政治身份特殊。本文旨在以钱谦益诗文作品为参照,深入体认牧斋杜诗笺注中蕴藏的笺注理念及其渊源、对杜诗的独特理解,以及隐微寄托的故国之思与复明之志。以钱证钱,辅以他证,细致阐释钱谦益杜诗笺注与诗文作品互证互补的密切关系,希冀为《钱注杜诗》研究与钱谦益诗文研究提供一新的学术视野与解读角度。

“钱牧斋杜注写本”考

本文宏观略述《钱注杜诗》版本源流,微观细索其"隐形"的写本、批校本系统,重点考察傅斯年图书馆藏"钱牧斋杜注写本"。此写本作为前刊本形态的文本,其学术价值,一是反映了钱谦益杜诗笺注相对原始之面貌;二是在写本与季振宜静思堂刻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考见钱注由未定稿本,经由增补删校,向最终勘定刻本流变之轨迹;三是此写本对刻本具有一定校勘价值。写本《少陵先生年谱》后附录宋高宗授杜甫裔孙杜邦杰承节郎敕。

罗亦农何来绝命诗?

《罗亦农文集》收录了一首五言"就义诗",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在1928年被国民党处决前夕写下的绝命诗。近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罗亦农的文章以及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红旗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的党史读物对此诗都有引录。经多方考证,认为所谓罗亦农作绝命诗一事,属于捕风捉影,并不可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诗作者其实另有其人,即广东籍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匏安。

王令《十七史蒙求》證僞

《十七史蒙求》是歷代爲數衆多的“蒙求”類讀物中最具影響者之一,長期以來,該書作者多被認爲是北宋著名文人王令,學界鮮有異詞。本文通盤審視,多維舉證,考定其斷非王令著作,書前所謂王令之弟王獻可撰寫之序文亦屬僞託,此實爲坊肆託名射利之書,其真正成書時間,當在南宋初期“十七史”概念確立並進入科舉以後;在儘可能全面揭示僞迹的基礎上,進而剖析王令與王獻可被書賈選作依託人物的緣故,以及《十七史蒙求》一書作僞之背景與動機。

礼乐文明中的春节祭礼

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一千三百多年前一个除夕之夜,唐宫昭阳殿外梅花飘落,暗香阵阵,薄冰消融,池水如镜,太宗皇帝李世民对旨酒醇醨,吟出这首《除夜》。清晨,曙光迎来岁朝红日,他亲笔御书的'普天同庆'赤金箔飞帖,快马扬鞭穿梭在长安城里的诸臣府第,带去大唐皇帝新年里第一声祝福和祈愿。

东汉羌汉战争动因新探

"羌患"是长期困扰东汉王朝的重大问题,几乎与整个东汉王朝相始终的羌汉战争对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分析史料,借鉴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尝试对东汉一朝羌汉战争的动因提出新的诠释,力图从宏观的背景、长时段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

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学界已多所利用,但对其来龙去脉尚缺乏具体之了解。该书主体部分是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时向静嘉堂借照,其馀部分乃国内公私藏家提供。为求卷帙完整,张元济先后试图以明钞本及明刻本配补,但最终放弃。嗣后抗战军兴、国共易鼎,商务印书馆萧条困窘,出版之事一再延宕,以致张元济终未见书,赍志以殁。直到80年代末中华书局才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董理补苴,影印出版。此书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达一甲子,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皆与其事,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颇多关涉。

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学界已多所利用,但对其来龙去脉尚缺乏具体之了解。该书主体部分是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时向静嘉堂借照,其余部分乃国内公私藏家提供。为求卷帙完整,张元济先后试图以明钞本及明刻本配补,但最终放弃。嗣后抗战军兴、国共易鼎,商务印书馆萧条困窘,出版之事一再延宕,以致张元济终未见书,赍志以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华书局才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董理补苴,影印出版。此书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达一甲子,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皆与其事,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颇多关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