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建设研究--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与借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欠缺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紧密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中国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等。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4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即便把资本结构区分为长期结构和短期结构亦是如此。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性、公司规模以及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这说明虽然从总量数据上看国企负债的确构成了宏观债务的主体,但就制造业来说国企的债务水平和其经济特征是相匹配的,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足以解释这种高债务水平,国企过度负债说至少对制造业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成立。国企债务风险可能来自平台类国企,相关的政策应该针对这类企业来设计。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及对策研究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重大风险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风险仍是当前攻坚战之一。2014年以来,伴随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隐性债务增速放缓、风险有所缓释,但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仍需关注,且年初疫情冲击也将加剧区域债务风险分化,在稳增长需求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区域性及结构性风险均将出现上升。基于此,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从根本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深层次机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同时,稳增长背景下地方政府仍需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做法,推进专项债扩容提效,并与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有机结合,逐步有效化解债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研究

随着2014年新《预算法》、国发43号文等相关地方债务风险防范政策的出台,我国地方债务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剧增以及部分地区负债水平过高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仍需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构建债务风险指数对全国地方债务风险情况和风险变化趋势进行监测,以起到风险预警的作用。本文首先就各种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选择AHP方法来构造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指数模型。再对AHP方法进行了梳理和优化,得到基于AHP方法的风险指数模型。最后用该模型分别对2016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和重庆市区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进行估算。从结果来看,该模型能够客观地反映各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并验证了由于隐性债务剧增导致整体风险显著增加的结果。

健全房地产资金监管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商品房预售制及资金监管经验包括建立与工程进度相匹配的住房按揭贷款发放模式;按节点向开发商划拨预售资金;委托第三方机构监管预售资金账户;建立首付款及期房保险制度;强化开发商交付主体责任,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交付风险等。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商品房预售制及资金监管经验,从统一立法明确职责、优化预售资金支付模式、强化预售资金监管及信息披露、构建首付款及期房保险制度等方面提出健全我国房地产资金监管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中的风险及化解建议

“十四五”时期作为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保持期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是新形势下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实现“十四五”规划“防范经济和金融风险”目标的必然要求与重中之重。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隐性债务增速放缓,风险有所缓释,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疫后修复不一影响,结构性和区域性风险有所加剧。基于此,本文认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需把控好短期风险控制与中长期体制改革的关系。短期看,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的管理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中长期看,仍需从根本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深层次机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融资平台转型分析

伴随我国经济增速稳中趋缓,宏观调控重心由"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三大攻坚战之首,体现了"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及区域性风险底线的必然要求与重中之重。自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以来,我国地方债务管理机制逐步成熟,地方债务限额管理、应急处置、监督问责等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于未纳入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统计的隐性债务仍不容忽视,且该类债务风险易通过层层嵌套的资金链条快速扩散,是触发区域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主要隐患。2017年以来,国家针对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频频"亮剑",在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及问责高压下,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进一步明晰,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的信用进一步剥离,责任边界进一步明确,隐性债务增量得到有效遏制。但对于存量债务中依托政府信用背书业已形成的隐性债务,目前市场各方尚未有明确统计及深入测算。对于隐性债务风险可知,方能做到可防、可控。本文从我国地方债务演化过程出发,从不同口径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测算,并结合隐性债务重要举债主体融资平台转型进程,深入剖析我国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路径。

提高信用评级预警能力助力我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发挥着降低信息不对称、揭示信用风险、辅助风险定价等功能,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债券市场"看门人".2014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换挡和行业周期转换影响下,债券市场前期积累的信用风险加速暴露,伴随三轮风险释放,债券市场进入违约常态化阶段.在此过程中,受限于评级技术、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信用评级实际表现与市场预期仍存在差距.伴随债券市场风险释放常态化,市场参与各方对信用评级的风险揭示及预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此,评级行业须苦练内功、强化外功,在持续完善评级技术与方法、提升评级质量的同时,加强评级监管互联互通,约束市场各方行为,保障评级独立性,促进评级行业更好服务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大局.

稳增长与防风险: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换的实践与效果评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可总结为“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基于引入债务因素的RCK模型,从理论层面推导负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负债扩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资产回报率显著高于潜在经济增速,为宏观操作双底线思维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稳增长政策与去杠杆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2018年底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再次转向稳增长,但该轮杠杆率上升并未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速的提高,实证结论与理论推论基本一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节奏上或存在一定的“错位效应”。因此,一方面,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较长时间段内仍然需要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另一方面,应通过积极降低企业成本、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促进科创要素发挥作用等措施加快引导资产回报率上行,扩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的经济效应与政策建议

李强总理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首先发行1万亿元,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在当前经济修复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多重压力下,进一步推动超长期特别,,挥其资金效用,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与稳固性

2023年年底以来,境外评级机构穆迪、惠誉相继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下调理由大同小异,主要包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部门杠杆较高以及落实改革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但从中国经济实际表现看,境外评级机构明显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与稳固性。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改革任务作出系统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重道远,我们应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新发展格局下的信用风险防范

2021年开年前三周,信用债取消或推迟发行规模接近500亿元,尽管相比于2020年11月、12月有所回落,但仍处于历史相对较高水平。信用债取消或推迟发行规模居高不下的背后,反映了大型国企超预期违约事件发生后市场谨慎情绪的余波对债券发行市场的制约。目前超预期违约事件所引发的债券市场连锁反应正在逐渐弱化,但相关事件所暴露的信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仍值得深刻反思。

当前地方化债、房地产领域最新进展与建议

受周期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叠加,以及疫情期间积累的短期矛盾爆发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调整的筑底阶段。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修复,但仍存在宏观和微观体感差异较大、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等问题。

如何发挥“债贷组合”稳投资作用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尤其在当前疫情反复变化、俄乌冲突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持续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4月29日政治局会议强调把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基建上升到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

关于商业银行参与政府性债务重组的思考与建议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各地化债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根据中诚信国际估算,目前商业银行理论上可参与6万亿~10万亿元政府性债务的重组,但为避免引发道德风险,地方债务的化解仍须在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前提下谨慎寻求金融支持。本文提出了稳妥推进商业银行参与政府性债务重组的建议。

房地产行业新发展模式设想

2022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实际,上,2021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新发展模式被多个重要会议提及,成为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向之一。房地产行业的旧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伴随人口结构变化与城镇化趋缓,房地产行业进入供需结构性调整阶段。

疫后政府部门降杠杆的路径、着力点及空间分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系列宽财政、宽信用、宽货币的稳增长政策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快速推升了我国宏观杠杆率。伴随疫后经济复苏,宏观政策寻求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平衡,宏观杠杆率或高位趋缓。本文结合宏观杠杆率数据,详细推演了疫后我国政府部门降杠杆的三种可能路径及着力点,并对合理路径及合理的降扛杆空间进行了简单估算。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措施

通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提高债务管理的透明度,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潜在地方债风险等,对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既需要有效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又要合理有序化解债务存量风险,无疑是个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必然要求。

2020年专项债将如何发力?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大环境中,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不仅是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稳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规范引导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的重要政策工具.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但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基建稳增长需求不减,叠加防风险背景下隐性债务化解的迫切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