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实一体 德法兼修——基于高阶能力培养的刑法总论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

教学团队以“新文科”建设为导向,提出“理实一体、德法兼修,培养高阶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创新改革思路。即以“OBE成果产出”为导向倒推教学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以高阶能力培养为目标创建理实一体的“双五环”教学模式;以德法兼修为目标建设“四维度课程思政教育矩阵体系”;以综合能力评估为需要创新教学环境、改革课程考核体系。通过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推动实践教学的开展,形成了校内校外资源深度联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学科竞赛等素能提升的系列综合成果。

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理念与措施

内部监督是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是检察执法公信力的重要保证,是检察工作改革的关键。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是实现公正执法的必由之路。为着力提高内部监督实效,应确立质量预警机制,开展案件抽查活动,建立质量评查体系,并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加快办案流程的规范化管理。

福建省未成年案件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分析与设计

立足福建省未成年案件检察权运行现状,针对新刑诉法有关未成年案件专章规定所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结合区域特征展开研究。提出应细化帮教体系、完善当事人和解制度、切实实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目的设计、注重对被害人的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及经济援助等完善意见,通过建立科学的处断机制,对于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结构性弱势群体利益给与保护关爱。

缓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扩张与规制──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缓起诉制度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诉讼社会的合理反应,具有弥补相对不起诉之局限等价值。缓起诉引进的本质是检察裁量权的扩张,应根据控权理论在实体上严格界定,在程序上加以规制,在激荡冲突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判定范式——以乡（镇）人民政府为讨论对象

司法实践中对乡(镇)人民政府能否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存在不同的解读。以两个不同省市的不同案例为切入点,分析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适格被告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考虑到逻辑理性,依照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判定范式,行政公益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侧重点在于监督管理职责。通过分析,发现"监督管理"等同于"监管";"监督管理"实质是"监督式管理";区分"监督管理"和"管理"不应仅以法律条文表述为基准。因此,认定"监督管理职责"应当一案一议,以鉴别管理职责是否附带有监督属性。依照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判定范式,乡(镇)人民政府具备成为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的可能性。

刑事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由足球“黑哨”事件的处理谈起

足球“黑哨”事件的处理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实践反映了刑事立法的缺陷 ,我国刑事立法也存在着对罪刑法定原则背离的现象。建议完善刑法的立法建设并加强立法解释 。

试析刑事司法中的民怜因素——以邓玉娇案为视角

民怜是民意的一种,是对犯罪行为人的同情、怜悯的情绪,是人们悲天悯人情怀的表达,有其合理性一面,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存在契合之处。对于民怜因素,需在法治框架下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司法工作的冲击,牢固树立程序与实质并重的司法观,适当吸收民众代表与陪审团等制度的合理内核,使民怜既能从程序的层面充分表达,又能在制度的管道内不致左右司法。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司法应对:障碍与理念

现今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是由转型时期政策的不适和社会管理的滞后所引发,加上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闹事思维"推波助澜以及政府规避风险等障碍,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消减颇为困难。应对群体性事件,重在思维模式和指导思想的扭转,应树立"适度包容"的理念,畅通民意表达途径,将多元共治措施纳入法治轨道,以期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及理性消减。

卖淫女的多维管理——以“洛阳女奴案”为视角

夹缝中生存的卖淫女一直承受着双重的危险:易被害性与易违法性。卖淫行为具有不可避免性,应正视现状,超越争议,探索多维管理的路径。同时,应理性执法,在法治框架下体现人本关怀。

泉州市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转换问题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泉州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颇高,但进入刑事司法视野的占比极低,说明行刑衔接存在法律评价范围不同、移送程序不畅等多方面现实障碍,其中证据转换问题是核心和关键。应对"二分法"进行检讨,实现相关法律规范的统一性,修改行政诉讼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逐步实现两法衔接证据的直接使用;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排斥联合办案,发挥联席会议制度功用,拓展信息共享平台功能,降低行政机关取证难度,实现两法衔接证据转换新模式。

“双峰”监管模式对我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模式的启发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已见雏形,但与之相应监管体系亟待完善。传统的美国分业监管模式和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未能有效的对市场进行监管,因此,世界银行专家Michael Taylor提出了当下最前卫的"双峰"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双峰"监管模式,对我国现行的监管框架、分工进行调整,以保护交易者的合法权益,妥善防范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二维码支付领域新型犯罪行为之定性——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与界定

二维码支付技术的发展与推广给人们带来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型的犯罪手段与方式,这给司法机关打击侵财类犯罪带来了较大挑战,其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与界定问题显得较为突出,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必须抓住两罪在本质上的区别,通过认定犯罪过程中被害人处分行为的有无来对罪犯的相关行为进行刑事认定。而对于有无处分行为的判断,主要涉及对被害人有无处分意识、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有无处分权限以及相关财物的占有状态是否改变的判断,即如果案件中的被害人,依照民事法律法规的认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对相关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具有处分权限,且在自由的处分意识的支配下,使该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就可以认定被害人实施了处分行为,对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便可认定为诈骗罪。

刍议一起“伪基站”案件的刑法规制

"伪基站"案件的危害程度不符合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要求,不能以该条文定罪处罚。虽然设立、运营"伪基站"的行为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也违反了《无线电管理条例》,但是本着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只有在行政处罚无法遏制其危害行为的时候,才可以由司法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心理学技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分析

我国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高,由于未成年人属于社会特殊群体的一种,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尽心审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一定的刑事司法,在此过程中,可以应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对其犯罪心理进行研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关审查制度的实施更加具有可靠依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承办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和应用心理学技术,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员重新回归到社会中,促进其身心正常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承办人员结合不同案件特点,从心理学角度,将研究技术应用到案件研究中,促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不同环节均能合理、合法.本篇文章在此基础上,主要对心理学技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内容及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

刑事诉讼中电子取证问题分析

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融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给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形势。在我国法律的相关领域中,证据是刑事诉讼的依据,证据的采集会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结果,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在该过程中的应用和普及,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证据的采集已经愈发普遍,只是网络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这使得电子取证工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文章就对刑事诉讼中的电子取证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应对的有效策略。

浅析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过形态

根据同一罪名同一罪过的确定原则,食品监管渎职罪只能是过失犯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具有等责性,滥用职权本身的故意性,不影响该行为对犯罪后果的过失,改型犯罪方式属于责任过失。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作为过失犯罪可以与其他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进行竞合。

打捞沉船涉嫌盗窃罪问题探讨

文章通过介绍福建省首起私自打捞沉船案，再分析这个案例在是否适用盗窃罪方面存在的分歧，最后提出自己的观．最与看法。

政府信息公开与反职务犯罪刍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者,完全有义务公开信息。信息公开的程度就决定了国家的开放程度。就实践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反职务犯罪。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对反职务犯罪现状的描述,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保障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效性略论

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弥补了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缺位，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笔者认为，要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充满生机与活力，保障该制度的实效性显得尤为关键。人民监督员的产生程序、监督权限的界定、监督效力的强化和知悉权的保障等问题是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效性的重要基础。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语言世界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从哲学角度来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而明确性是相对的,由此决定了建立在成文法基础上的刑法规范也同时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刑法规范追求明确具体,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察,却并不是越明确越具体越好。实际上,明确与模糊都是相对而言的,限度之内的模糊能够扩充刑法规范的涵摄力,进而为刑法解释提供能动的空间,这也符合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