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MIC-Ⅲ数据库的重症患者急性肾损伤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

目的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Ⅲ(MIMIC-Ⅲ),探讨重症监护病房(ICU)内影响急性肾损伤(AKI)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建立AKI预后预测模型。方法根据诊断代码从MIMIC-Ⅲ数据库中筛选年龄≥18岁、首次入ICU且住院记录完整的急性肾衰竭患者(数据库中延用RIFLE诊断标准,本文中诊断表述为AKI)。依据患者出院时生存状态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分析患者一般资料、基础疾病、损伤因素、发生AKI 24 h内的生命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相关干预措施以及预后指标等。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影响AKI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该模型对AKI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最终纳入4554例AKI患者,死亡862例,病死率为18.93%。对可能与AKI患者死亡相关的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淋巴瘤、转移癌、万古霉素、阿司匹林、凝血功能异常、心搏骤停、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有创机械通气、血白细胞计数(WBC)、血小板计数(PLT)、血K+、血尿素氮(BUN)、总胆红素(TBil)、肾脏替代治疗(RRT)、住院时间(LOS)与AKI患者死亡相关〔优势比(OR)和95%可信区间(95%CI)分别为1.002(1.001~1.003)、0.764(0.618~0.819)、1.749(1.112~2.752)、2.606(1.968~3.451)、1.779(1.529~2.071)、0.689(0.563~0.842)、1.871(1.590~2.201)、2.468(1.209~5.036)、2.610(2.226~3.060)、2.154(1.853~2.505)、1.105(1.009~1.021)、0.998(0.997~0.998)、1.132(1.057~1.212)、1.008(1.006~1.011)、1.061(1.049~1.073)、2.142(1.793~2.997)、0.805(0.778~1.113),均P<0.05〕;进一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淋巴瘤、转移癌、万古霉素、心搏骤停、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凝血功能异常、有创机械通气、BUN升高、TBil升高、血K+升高或降低、WBC升高为AKI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β值分别为0.636、1.005、0.207、0.894、0.787、0.346、0.686、0.006、0.051、0.085、0.009,OR和95%CI分别为1.889(1.177~3.031)、2.733(2.027~3.683)、1.229(1.040~1.453)、2.445(1.165~5.133)、2.197(1.850~2.610)、1.413(1.183~1.689)、1.987(1.688~2.338)、1.006(1.003~1.009)、1.052(1.039~1.065)、1.089(1.008~1.176)、1.009(1.004~1.015),均P<0.05〕。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AKI预后预测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观察数据(P=0.604)。ROC曲线分析显示,AKI预后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16(95%CI为0.697~0.735);当截断值为0.320时,敏感度为71.9%,特异度为60.1%,阳性似然比为1.80,阴性似然比为0.47。结论基于MIMIC-Ⅲ数据库建立的重症患者AKI预后预测模型,可能对AKI预后风险评估及后期干预治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安全性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方法,根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及护理不良事件报告卡中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外周静脉输注NE用于纠正低血压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外周静脉导管置入位置和静脉留置针类型,发生外渗患者一般情况及NE使用特征。采用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与外渗有关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发生外渗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 022例患者使用NE,经初步筛选,910例使用NE用于纠正低血压,其中116例使用外周静脉输注,患者平均年龄(52.91±18.69)岁,女性较多(77例,占66.4%);基础疾病主要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00例,占86.2%),其次为高血压(91例,占78.4%)、冠心病(87例,占75.0%)、2型糖尿病(74例,占63.8%);原发疾病主要为感染性休克(109例,占94.0%)。外周静脉置入导管共147例次,最常见的穿刺部位为前臂〔78.9%(116/147)〕,其次为手臂静脉〔12.2%(18/147)〕和肘正中静脉〔8.8%(13/147)〕;89.9%的留置针直径为20 G,因需要持续输注NE,在后续治疗过程中有75例(64.7%)患者置入中心静脉导管(CVC),6例(5.2%)患者发生外渗情况,外渗发生中位时间为29(23~39)h。6例发生外渗患者NE输注中位时间为23(11~53) h;输注浓度为60 mg/L者2例,输注浓度为120 mg/L者4例;输注速率为0.5~1.0 μg·kg-1·min-1,平均(0.75±0.04) μg·kg-1·min-1。经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发生外渗有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①患者相关因素:存在基础疾病高血压〔优势比(OR)=3.11,95%可信区间(95%CI)为3.09~3.12,P=0.001〕、水肿(OR=1.79,95%CI为1.32~2.99,P=0.032)。②输注液体相关因素:长时间(>24 h)输注(OR=2.91,95%CI为1.04~5.96,P=0.040)、输注浓度>60 mg/L(OR=1.88,95%CI为1.32~3.99,P=0.024)、输注速率>0.3 μg·kg-1·min-1(OR=2.43,95%CI为2.38~2.51,P=0.029)、留置针直径<20 G(OR=3.11,95%CI为3.09~3.22,P=0.033)。③医护人员相关因素: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OR=1.09,95%CI为1.03~6.77,P=0.043)。ROC曲线分析显示,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速率>0.3 μg·kg-1·min-1、留置针直径<20 G对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发生外渗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10、0.762、0.672、0.629,95%CI分别为0.508~0.713、0.675~0.849、0.571~0.772、0.525~0.732,P值分别为0.044、0.000、0.002、0.019。结论高血压、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浓度>60 mg/L、输注速率>0.3 μg·kg-1·min-1、留置针直径<20 G以及医护人员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是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临床中尽量避免存在上述危险因素时经外周静脉输注NE。

基于危险因素分层的急性肾损伤早期预警模型联合血液灌流在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一项前瞻性观察性先导性研究

目的评价基于危险因素分层的急性肾损伤(AKI)早期预警模型联合血液灌流(HP)在脓毒症患者治疗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先导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5月至12月入住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符合脓毒症3.0诊断标准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本课题组前期自行创建的AKI早期预警模型,将AKI发生风险>30%定义为AKI高风险,纳入观察组,其余患者纳入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原发病灶寻找与处理、抗菌药物使用和主要器官功能支持等;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HP治疗,每日2.5 h,连续3 d。记录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感染部位、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平均动脉压(MAP)及血肌酐(SCr)等基线资料;于患者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时及入ICU 24 h和72 h检测血白细胞介素-6(IL-6)、脂多糖(LPS)、降钙素原(PCT)等炎症指标;同时记录患者ICU住院时间、ICU病死率及出血情况。结果最终共49例脓毒症患者纳入分析,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为主,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G-)杆菌为主〔61.2%(30/49)〕;其中30例患者AKI发生风险>30%(为观察组),其余19例患者为对照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感染部位、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MAP等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SCr基线值明显高于对照组(μmol/L:112.2±34.4比93.4±13.0,P<0.05)。入ICU时,两组患者IL-6、LPS和PC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随入ICU时间延长,两组患者炎症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入ICU 24 h时,两组患者IL-6、LPS和PCT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入ICU 72 h时,观察组IL-6较对照组明显下降(ng/L:90.9±38.1比119.1±41.9,P<0.05),但两组LPS及PCT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ICU住院时间明显缩短(d:9.77±2.76比12.47±3.85,P<0.01);观察组与对照组ICU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比21.1%,P>0.05)。49例患者无一例发生严重出血事件。结论基于危险因素分层的AKI早期预警模型联合HP治疗脓毒症患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临床实际工作中都是安全的,均有可操作性,且缩短了患者的ICU住院时间;但未能有效清除炎性介质,也不能降低脓毒症病死率,所以仍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

脓毒症患者应用代谢复苏疗法28例分析

脓毒症是一种常见的、易并发多种并发症的疾病,美国每年发生170万起,导致超过27万人死亡[1]。而由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等在城区开展的基于人群的脓毒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脓毒症的发病率为461例/10万人口,尽管重症医学取得了飞速进展,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仍然是非心脏重症监护病房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2]。即使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存活,但是在出院后仍需继续治疗的器官功能障碍也极为常见,如:脓毒症导致急性肾损伤后演变为慢性肾功能衰竭[3-4]。目前,虽然全世界各研究团队测试了各种新型药物和治疗干预措施,试图改善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后,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产生一种新的药物直接针对严重脓毒症的病理生理效应,抗生素和感染源控制仍然是治疗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唯一重点。

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的关键致病基因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的关键致病基因。方法从基因表达谱(GEO)数据库下载GSE60399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AECOPD患者(AECOPD组)与健康人和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对照组)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基因数据。使用GEO2R分析工具筛选AECOPD组与对照组PBMCs的差异表达基因(DEGs)。采用DAVID 6.8数据库进行基因本体(GO)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KEGG)富集分析。利用STRING在线数据库对DEGs编码蛋白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分析,并使用Cytoscape确定前10位DEGs。结果从GSE60399数据集中共筛选出106个DEGs,其中94个上调基因和12个下调基因。GO分析显示,106个DEGs主要涉及3条生物途径、6类细胞定位和2类细胞功能;KEGG富集分析显示,106个DEGs主要包括百日咳、补体系统、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系统性红斑狼疮、细胞黏附分子和美洲锥虫病6条KEGG通路。PPI网络图筛选出了前10位关键DEGs,包括纤维连接蛋白1(FN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肌动蛋白α2(ACTA2)、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CN2)、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齿状蛋白1(JAG1)、正常上皮细胞特异性基因(NES)、细胞角蛋白19(KRT19)、粘附素5(CDH5)、黑素瘤细胞黏附分子(MCAM),均为上调基因。结论FN1、VEGFA、ACTA2、CCN2、MMP2、JAG1、NES、KRT19、CDH5及MCAM是AECOPD患者的关键致病基因,今后可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基因来进一步阐明AECOPD发生发展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