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体学研究13年:回顾与反思

文章对近13年来国内外生态文体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旨在汲取国外前沿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促进生态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为生态文体学本土化和生态意识提升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文章首先在讨论生态文体学四个定义的基础上,简要呈现了生态文体学发源、发端、发展三个阶段的概貌;接着重点对比评介了国内外生态文体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学术转向、代表学派、典型文献和学术活动;最后以作为应用生态语言学的生态文体学为范例,讨论了生态文体学本土建构的两种路径。

分布式语言运动及其对于生态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启示--斯蒂芬·考利教授访谈录

丹麦欧登塞(Odense)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语言交流系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为"分布式语言运动"(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和"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的主要倡导者。这一运动大力提倡语言学家应秉承语言、认知、人类生命(human life-world)和生物生态(bio-ecology)休戚与共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反对将语言与生态割裂对待的索绪尔式传统语言能力观。这一运动自2007年(1)发起,至今已经走过十年历程,然而中国学界对这一运动鲜有涉及。运动涉及的"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 activity)、"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 cultural construct)、"语言的非定位原理"(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等核心术语,以及语言、认知、生态相互依存关系等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日益兴盛的生态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教授本人所提出的全新概念"生物生态共存观",为应对环境恶化等典型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值得在中国学界推广,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研究。我在南丹麦大学访学期间,受《鄱阳湖学刊》委托,经斯蒂芬教授本人同意并授权后,于2016年11月对斯蒂芬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此次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1)运动所倡导的基本的语言观、认知观和哲学观;(2)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奈杰尔·拉芬(Nigel Love)等大家对于后索绪尔语言学(post-Saussurean linguistics)所坚持的传统语言能力观的批判;(3)十年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二部分涉及:(1)"生物生态共存观"等核心术语的界定;(2)运动的发展现状;(3)其对全球生态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

生态语言学视域: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

本文以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心智与自然统一说为理论基础,探索生态语言学如何将研究重点从对语篇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和生物世界的双向联系,即对影响生物生态领域的语言、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的深切关注。人类在生命发展史上通过社会控制模式和个人生存技巧改变世界,因此,人类既是集体能动者,又是生物生态领域的生命主体。探索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双向关系就要首先厘清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因此,生态语言学应肩负全新使命:首先要批判割裂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思维模式,其次要提升生物生态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发展一种生物思维,意识到人类生命体的发展与能量、价值以及个体的集体行为方式三者息息相关。批判话语分析也可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相得益彰。生态语言学完全可以联合科学家和其他研究者,重视人类对地球生命体所承担的重任,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

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分布式语言观

分布式语言观将语言看作多层级协调机制,并对语言学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反对主流语言学的语言"符号观",即言语结构在心智大脑内部表述;另一方面承认语言既具有集体性和个体性,同时具有思维感知性。语言分布于人类活动中。持语言分布观的研究者,对语言科学发展做出两大贡献:首先,语言不再归为大脑神经机理,而是互动性发展史;其次,人类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可借助"间距"概念解决困境。因此,这些进展可为兼收并蓄的生态语言学议题提供丰富的意义内涵。同时,语言学家可致力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并受益无穷。

论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态与认知生态

本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生态的语言学"或者"生态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通过对比生态语言学和基于形式传统的20世纪语言学,本文详细地阐述了语言生态概念化的两种途径: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该研究有意于为语言生态学家超越传统形式语言学和文化二元论搭建一座桥梁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