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在母亲对儿童的接纳和流动儿童共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在学龄早期流动儿童群体中,考察母亲对儿童的接纳、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和流动儿童共情的关系以及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2013年6月14—21日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流动儿童学校8~10岁的学生325名。其中150名学生进行预测试,175名学生进行正式测试,发放175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3份,删除明显数据缺失的问卷4份（缺失数据〉10%）,最后参与数据分析的测试者169名。采用家长接纳-拒绝教养方式问卷、改编的应对儿童消极情绪量表、儿童共情和亲社会反应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母亲对儿童的接纳评分（3.0±0.5）分,母亲问题解决的回应评分（3.6±0.7）分,母亲安慰情绪的回应评分（3.6±0.9）分,母亲鼓励情绪表达的回应评分（3.3±0.8）分,儿童共情评分（5.4±0.8）分。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的3个维度（母亲问题解决的回应、母亲安慰情绪的回应、母亲鼓励情绪表达的回应）之间呈正相关（P〈0.01）;3个维度与母亲对儿童的接纳呈正相关（P〈0.01）;3个维度与儿童共情呈正相关（P〈0.01）;母亲对儿童的接纳与儿童共情呈正相关（P〈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在母亲对儿童的接纳和儿童共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拟合结果很好〔χ~2=40.55,df=24,P=0.020,比较拟合指数（CFI）=0.98,非规范拟合指数（NNFI）=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4,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46〕。采用Bootstrapping技术检验发现,母亲对儿童的接纳通过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影响儿童共情的间接效应为0.21,90%CI（0.11,0.32）,中介作用显著。结论母亲对儿童的接纳对学龄早期流动儿童共情有促进作用,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回应起完全中介作用。

面孔吸引力对学龄前儿童分配情境下公平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考察面孔吸引力对学龄前儿童分配情境下公平行为的影响。方法于2013年6—7月在北京市某幼儿园随机选择4岁、6岁儿童各40名,进行第三方分配任务。被试在每个试次中看到不同的一组照片,一张为面孔吸引力程度高,一张为面孔吸引力程度低。被试要对每组中两名接受者分配代币,分配数量分别为1、2、3颗,每个数量分配两次,共6个试次。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儿童对不同面孔吸引力程度的接受者分配代币的数量。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面孔吸引力程度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_((1,76))=15.55,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4 岁儿童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和面孔吸引力程度低的接受者的代币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93,P=0.43);6 岁儿童偏好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的接受者(F=27.84,P<0.01)。分配1颗代币时,面孔吸引力程度主效应显著[F_((1,76))=5.85,P<0.05]。分配2颗代币时,面孔吸引力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_((1,76))=11.63,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4岁儿童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和面孔吸引力程度低的接受者的代币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7,P=0.60);6岁儿童偏好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的接受者(F=28.56,P<0.01)。分配3颗代币时,面孔吸引力程度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_((1,76))=7.04,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4岁儿童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和面孔吸引力程度低的接受者的代币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3,P=0.86);6岁儿童偏好分配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的接受者(F=15.41,P<0.01)。结论接受者的面孔吸引力会影响学龄前儿童的公平分配行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越来越偏爱分给面孔吸引力程度高的接受者更多资源。

奥尔堡PBL模式下的课程与教学实践

奥尔堡PBL模式产生于奥尔堡大学建立之初,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基于问题学习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从课程、教学和评价三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奥尔堡PBL模式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奥尔堡PBL模式的特点,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3～6岁儿童努力控制各成分的快速发展期及性别差异研究

目的探讨3~6岁儿童努力控制各成分的快速发展期及性别差异,为儿童努力控制训练及干预奠定理论基础。方法于2014年7—8月在北京市两所幼儿园整群选取3~6岁儿童130名,采用4（年龄）×2（性别）×5（任务）的混合试验设计,通过选取努力控制试验的慢走、龟兔回家、袋中玩具、搭塔、低声耳语5项任务,评价儿童大动作控制、精细动作控制、延迟满足、根据信号抑制/启动活动及控制或调整声音的能力。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年龄与各成分交互作用显著（F=2.131,P=0.015）,性别与各成分交互作用显著（F=3.068,P=0.019）。为检验年龄的简单效应,对努力控制试验结果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年龄对努力控制试验各成分评分及总分主效应均显著（P〈0.05）。其中3岁儿童大动作控制评分低于5、6岁儿童,4岁儿童大动作控制评分低于5岁儿童;3、4岁儿童精细动作控制评分低于5、6岁儿童;3岁儿童延迟满足、根据信号抑制/启动活动评分低于4、5、6岁儿童;3岁儿童控制或调整声音评分低于4、5、6岁儿童,4岁儿童控制或调整声音评分低于5、6岁儿童;3岁儿童总分低于4、5、6岁儿童,4岁儿童总分低于5、6岁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检验性别的简单效应,对努力控制试验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男童精细动作控制评分高于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44,P=0.027）。结论3~6岁儿童努力控制能力的增长呈现一定的年龄趋势,大动作控制、精细动作控制的快速发展期为4~5岁,延迟满足和根据信号抑制/启动活动的快速发展期为3~4岁,控制或调整声音的快速发展期为3~5岁,男童精细动作控制优于女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