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协同推动实现高质效办案的实证研究

政法各单位强化多元协同是高质效办理好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新时代下,因协同理论基础差异、我国犯罪形势的变化、案件办理过程中困境,检察机关应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协同各部门共同参与高质效办案工作,为实现办案效果的“三个统一”探索新路径。高质效办案应在思维养成、配套制度完善、出罪途径改造、数字手段运用、丰富刑罚承担方式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切实提升每一个案件办理质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正本清源

盗窃罪中明文规定的"数额较大"应当属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根据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则机能,行为人对其应该有认识;而根据司法解释之规定,我国在财物的价值判断模式上采取了客观的价值说,只有行为人所盗窃的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时,才能以盗窃罪论处;盗窃罪中的"数额(特别)巨大"属于量刑规则,即使行为人对数额(特别)巨大存在认识的可能性,也不能按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定罪处刑。

论破产中待履行合同的拒绝履行

我国《破产法》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是赋权于破产管理人在继续履行与解除合同之间行使选择权。无论从破产法的立法目的或者是从破产程序的角度分析,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并不能很好地增加破产财产,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破产法》的拒绝履行制度来完善我国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模式。

产权式酒店经营中投资者利益保护探究

投资者将产权式酒店统一委托给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经营,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投资者的弱势地位。如何对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监督,投资者如何更换酒店管理公司以及如何退出产权式酒店的投资等问题是产权式酒店在经营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本文建议,应根据我国物权及信托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债权人迟延探析

仅就债权人迟延本身来说,应将其限于应当对债务人的履行及时受领而没有受领,而不应当包括未提供必要的协助。其成立要件包括:有履行上需要债权人受领之债务;债务人已为合法提出;债权人的迟延受领无正当理由。债权人迟延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我国《合同法》分则的相关条款有待完善。

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行为的理论辨析与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规制范围,目前主要有以上游犯罪定罪、独立定罪和分别定罪的观点,本质分歧在于仅以上游犯罪定罪是否包含对“自洗钱”行为的司法评价。在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主体与上游犯罪正犯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在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中所起作用不同,可在不违背罪数理论的情况下,按实际罪责分类定罪:对主要或专门实施“自洗钱”的行为人作择一重罪处罚,对实施上游犯罪为主“自洗钱”为辅或参与程度相当的以上游犯罪定罪,将“自洗钱”作从重情节。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司法适用与机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此结束了我国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于法无据的现状,彰显了我国法制的进步与发展。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某些内容的重合,但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与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具体准确地把握其适用条件。即使法条规定了明确的适用条件,立法缺陷也容易导致适用困境,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关于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思考与建议

毒品犯罪是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类犯罪,近年来我国此类犯罪一直居高不下,并有扩大蔓延的态势,学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同时也争论颇多。以容留他人吸毒罪为视角,要对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一重要罪名的构成要件、立法缺陷、完善建议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我国对外贸易中平行进口的法律解析与对策

比较部分国家对平行进口所采取的法律策略,就其理论依据进行分析。针对中国实际情况,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建议我国对平行进口应采取的态度以及运用刑法对该类型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保外就医”类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办理要点分析

检察机关在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中,应当对保外就医类的病情鉴定意见书进行实质化审查,全面考量暂予监外执行适用条件,严防“纸面服刑”发生。同时主动履职,充分利用调查核实权探究案件全貌,开展与之关联的财产刑执行、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等监督工作。对需要跨省域监督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托一体化制度优势,通过“集团作战”,合力破解因时空阻隔导致的监督乏力问题。

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探析

中国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法律、经济、军事手段,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也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所以,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以及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是当世之需。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目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些争议和问题,但在"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含义、"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特殊主体的重复评价问题、增设"持有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可能性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建议进一步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解释,明晰"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主观明知等问题,对特殊主体的重复评价问题通过量刑修正,以及建议增设"持有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网络环境治理下诽谤罪的司法适用

全媒体时代,公民人格权保护成为难题。为惩治网络违法犯罪、保护公民人格权益,2021年检察机关继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后,接续发布公民人格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从严惩处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①)相比较而言,传统诽谤信息的传播对被害人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和认定犯罪的难度较小,而网络时代,诽谤行为的影响范围很容易失控,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对网络诽谤行为的“情节严重”等要件如何判定,有必要作些探讨。

刑事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定位及规则完善

明确刑事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定位,既是严格证明规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刑事现场指认笔录是一种独立的笔录类证据。明确现场指认笔录的法定证据形式、规范现场指认的法定程序和笔录制作要求,并通过创建检察机关对现场指认的派员监督制度加强对现场指认活动的监督,可以更好地发挥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价值和证明作用。

公安民警帮助犯罪嫌疑人假立功行为定性问题研究

公安民警帮助犯罪嫌疑人假立功行为情形复杂,定性争议较大。需首先对该行为的主体、危害行为、侵害的法益三个重点不法要件进行分析,对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形进行分类梳理。再对涉及的争议罪名进行比较分析,明确近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应当按民警帮助犯罪嫌疑人假立功不同行为主体对职权的不同利用情况进行分别定性,分别定徇私枉法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包庇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等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