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文公文书(文书原件)的现状及其研究文献

前言杉山正明曾经总结过,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新动态:石刻学的兴盛和文书学的兴起。关于前者,自1989年杨志玖指出日本元史学界出现'金石热'(相当于森田宪司所说的'石刻热')以来,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稳步进展。关于后者,随着多语种史料的公布和发现,文书的整理、研讨工作正在推进。

南朝明堂研究

歷代明堂制度並無一定規範,但在文獻及學者百家争鳴的情況下,歷代的明堂制度則百花齊放,各有不同。上古之明堂是諸侯朝見帝王之堂;西漢武帝之泰山明堂則有事於升仙之堂;東漢之明堂則爲祭祀五帝而實行月令之堂。晉室東遷以後,直到劉宋孝武帝下令,江南纔始具明堂。明堂既立,至陳滅亡爲止,南朝雖然屢次發生争論,可是主要採用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的學説,持續維持着明堂及其祭祀。東漢以後,除了西晉武帝祭祀昊天上帝之外,明堂一直都是祭祀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就是五行之神,分别主持五行五方位,負責四時之運行,歷代皇帝爲了讓四時運行順利,使天下有序,故在明堂祭祀五帝。關於南朝明堂的資料數量不多,矛盾之處更是不勝枚舉,但長久以來被忽視的資料也不少,譬如祭祀儀式樂曲的歌辭。劉宋謝莊所寫的《明堂歌》内容叙述極其精彩,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的明堂觀。《明堂歌》所歌頌的五帝巧妙地操縱最尖端的儀器,彷彿是能吏似的,這種特性已顯現於西晉太史令陳卓的《星圖》中。《星圖》所描述的星辰世界雖然根據豐富且正確的觀測記録,極其宏大,卻與當時的中國社會同樣形成了嚴格的官僚體制。明堂一面立足於經學傳統,一面反映了其時代的科技知識與社會常識。

北朝隋唐明堂研究

明堂在經學方面、政治方面是極重要的問題,但是有許多不確定的要素,經學家、官僚政治家、當權者等蝟集、交錯的各種看法,留下了爲數龐大的論説與議案,這種情況在南北朝隋唐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北朝隋唐時期關於明堂思想的形成、傳承、變化等各種情況清楚可見,且在經學的政治方面特徵最爲顯著,若針對這一時期的明堂進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想必有助於了解南北兩朝以及隋唐時期的明堂觀與這一時期的經學,進而闡明其學術特質。本文是承接上一篇論文《南朝明堂研究》(已揭載於《中國經學》第8輯),對北朝隋唐時期的明堂進行分析,以期達到本研究之目的。從與南朝對立統一華北的北魏開始,然後是出自北朝統一南北朝的隋以及唐的明堂觀與實際的明堂制度作詳細檢討。再者,試圖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究過程,對歷來在研究中被忽略的課題作解答,即北魏洛陽明堂以及唐玄宗以後明堂是否實際存在等問題。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论苏轼“和陶诗”与苏氏一族

北宋大文豪苏轼晚年崇拜陶渊明,并创作了"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苏轼不但十分崇拜陶渊明诗文、处世方法,而且模仿陶渊明的对子孙的态度,促使苏门子弟积极参与"和陶诗"活动。其弟苏辙继和了五十二首,而且他们兄弟之间的"和陶诗"创作活动也影响到幼子苏过。本文主要聚焦于苏轼和苏氏一族在"和陶诗"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苏轼"和陶诗"的家训。力图通过上述之考证,勾勒出苏氏一族文学创作之沿承,并以此展现出传统研究之中很少言及到的北宋文学宗族的体系。

西周時代甬鐘的出現

導論中國商周時代的禮樂制度是當時社會規範的重要原理。禮是通過使用青銅彝器祭祀祖先等儀式來顯示身份秩序。另一方面,樂是通過編鐘等來表示音階調和,即表示社會的和諧,也用於儀禮。最早出現的用於演奏的青銅樂器是陶寺文化的銅鈴。這是將陶鈴置换成銅器的産物,[1]在二里頭文化期成了王和貴族們的重要“威信財”,並被隨葬於厚葬墓中。到了商代,銅鈴等樂器被剔除於青銅彝器外,小型銅鈴被認爲是裝飾器物。這是因爲在商代銅鈴等樂器不用於祖先祭祀等祭祀活動。[2]然而,手持樂器——鐃在商代晚期出現。後來向南方傳播,不久便大型化,並變成懸挂式的器物。另一方面,中原的鐃雖然存續到了西周早期,而西周中期出現了作爲懸挂樂器的甬鐘。春秋時代以後,甬鐘作爲成組配套編列的樂鐘使用,在諸侯的厚葬墓中隨葬。這種樂的核心樂器的甬鐘在西周時期再次作爲青銅彝器而使用,以及逐漸成爲諸侯的“威信財”而被使用的過程等現象有解明的必要。

王梵志诗集在日本——兼论山上忆良与杜甫诗的关系

《万叶集》是一部古代日本和文所撰写的和歌总集,同时也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之传统精华。其中《贫穷问答歌》的作者山上忆良汉学知识丰富,曾以遣唐少录身份随同大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长安接触到了最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将其传入了日本。《贫穷问答歌》叙述底层贫民的悲惨生活,与杜甫《兵车行》颇有暗合之处。两诗很可能都与敦煌遗书中的王梵志《贫穷田舍汉》一诗有关,即山上忆良入唐与杜甫定居长安时期,各自接触到了社会上流行的王梵志诗歌并受到影响,由此创作了使用不同语言却有着相通思想内涵的两篇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