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完美体现

博物馆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城市地域文化展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博物馆是城市形象的名片,是典藏人类文明的殿堂,是社区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爱国主义和市情教育的基地。博物馆的发展应该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基于地域文化进行博物馆的展示设计,此来增强竞争力。本文对于地域文化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体现进行了研究。

从张学良口述历史再议“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命令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就已经推行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第一个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而在午夜1点以后,张学良才正式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张学良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看出日本的侵略态势,但却没有看清日本发动战争的时机。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历史必然性分析

日本经过周密策划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不断扩大侵略的重要步骤。本文拟从考察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历史发展轨迹入手,探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断扩大侵略的野心。

“九·一八”后东北军的分裂及对东北政局的影响

东北易帜后,奉系军阀军队由地方军阀转变为东北边防军,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继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走向分裂。由此造成的东北统治机构的瓦解、经济实力的丧失,对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近80年之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上涂上了屈辱而悲惨的一笔。从"九·一八"事变起,中经华北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对日妥协投降。"安内攘外"政策对"九·一八"事变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透过此政策的表象,也暴露出蒋介石推行这一政策的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同胞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各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紧要关头,以满族同胞为代表的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勇往直前,顽强抗日。满族同胞在"九一八事变"后自发组织抗日队伍给日军以震慑;并以多种形式展开抗日斗争,这期间大批优秀的满族同胞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指挥作战,给日军以重创。总之,无论是满族民众还是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特点及作用研究

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历程中,无数志士仁人共赴国难。尤其是学生,作为一支特殊的群体,在抗战中经历了痛苦、迷茫与无助后燃起抗日希望,直至抗争不止。其中,东北学生被迫流亡关内后,开展形式多样的救亡运动,成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史上最为重要的构成。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的对日谋略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临危受命,主政东北。面对日本的威胁,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同时,采取巧妙措施应对日本:与日本进行铁路问题的谈判时,他采取拖延或推托的政策;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从行政、经济等方面来打压日本;秘密支持床次组阁,以期在未来改善中日关系。张学良的对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从汤玉麟私宅到公共博物馆

汤玉麟（1871-1937）,辽宁阜新人,是张作霖的盟兄弟,奉军陆军上将,曾任东三省步兵第七旅旅长、热河省都统兼省长、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等职,1935年在天津病逝。汤玉麟公馆共有两处,其中一处位于今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26号（在原三经路）,1930年4月20日开始兴建;原计划1932年4月建成,但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工程被迫中断,到了1934年才得以竣工。公馆占地19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房屋共69间。

“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述略

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军事阴谋,是日军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人为制造的导火索,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而引发。为永久纪念这次几近"完美"的战争阴谋,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事件的爆破地点用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造了一座碑,此碑浸透了侵略者的残暴和嚣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略中国的铁证。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抗日斗争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以多种形式开展的抗日斗争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侨的抗日斗争因其所处的环境及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七七事变前夕,海外华侨在海外侨居地以实际行动第一时间声援国内抗日,表达其坚定的抗日决心,并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占沈阳有关旧迹考略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武力侵略中国的序幕。沈阳作为事变的爆发地,留存着很多遗址遗迹,这些遗迹都是历史的见证。笔者有幸参与"沈阳抗战文化遗址遗迹调查研究"的课题研究工作,对现存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占沈阳的有关历史遗迹进行调查,本文将结合调查结果对其中主要的遗址遗迹作以略述。

日军侵华罪证——《Truth》史料公布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民众以各种形式反抗日本侵略,以巩天民、刘仲明等9人组成的爱国小组自发组织起来,在极为险恶的情势下搜集、整理出了含有75份罪证的材料,取名《Truth》史料并上书国联。国联据此做出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定性及对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调查报告。"九人小组"的爱国行为及这份史料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论张作霖军事思想的发展与历史教训

"东北王"张作霖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今,研究张作霖的学者日益增多,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本文对张作霖的军事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教训作一些分析,表明自己的一些见解。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探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命令之缘由

大多数人认为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学良错误的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造成了东北山河转瞬沦陷。就是因为这个“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更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与潍县侨民集中营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关押战俘的集中营以及关押敌对国侨民的集中营。之所以把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与潍县侨民集中营相比较,是因为前者是日本在中国的奉天（今沈阳）设立的关押美英等盟军战俘的集中营，是迄今为止保存较好的亚洲最大的盟军战俘集中营，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将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华北和东北的一些犯罪暴行具体地揭露出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滔天罪行,昭示全世界。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实际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审判,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雪洗了民族耻辱,伸张了人类正义。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比较分析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诚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次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具有共同的抗日爱国思想,在西安事变前都接受了中共统战政策的指引,但因二人的身世、经历差别很大,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