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空间的文化塑造:路学视角下的云南会泽铜商古道研究

云南会泽铜商古道为服务于清朝康乾年间的铜运贸易政策开拓,因其地理优势与资源禀赋成为国家与地方联结的纽带。政策往来与经济贸易的共同作用又从空间维度形塑了会泽的地方文化。以道路人类学为视角,本文剖析了铜商古道文化空间的历史源流与构成,正是路与城市、乡村的串联组成了“两点一线”的文化空间。路的动态性延续到空间中,提供了维系文化空间的特质,使之直到今日铜商古道的社会生命依旧以有形之路与无形之路发挥独到作用,并行不悖于现代交通体系中。

“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

清代云南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可视为“以汉化夷”治边方略指导下的重要产物,为“以汉化夷”的顺利、全面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以汉化夷”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许多流官看来,“以汉化夷”既是一种施政方略,也是一项神圣的文化使命。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以汉化夷”进程,一是兴学重教,二是移风易俗。在云南改土归流地区,清代统治者还同时实施另一种文化治理方略,那就是“因俗而治”。清代的许多统治者在对待云南边疆和民族问题上并未实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将“因俗而治”奉为重要治边方略。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如改土归流后,清廷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并不强求剃发易服。“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两种文化治理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空的转换而转换。“以汉化夷”体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因俗而治”体现“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以汉化夷”是“求同”,“因俗而治”是“存异”;“以汉化夷”追求文化的“一体”,“因俗而治”追求文化的“多元”。“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促成云南“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

从刀安仁冤案看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观及傣族土司的认同

刀安仁是傣族民主革命先驱,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其革命性,这导致对刀安仁冤案研究的一些误解与困难。如果从民族性角度来研究刀安仁参加革命的动机、表现,以及冤案发生的原因,则可发现,傣族土司思想中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双重存在。这两种认同的共存,是国家转型过程中,联邦制和统一中央集权两种民族国家观的理解与冲突,是对少数民族自身认同的包容与排斥,反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

论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联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化阶段 ,人的存在方式从人身依附与等级从属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成为具有独立实质的人。然而 ,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具有二重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还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二重性 ,其优越性在于为解放生产力亦即解放个体开辟了道路。它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

试论土地执法的合法性生成

作为中国国家实施土地管控的机制之一，土地执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就其从科层体制内部所得到的回应与评价来看，土地执法目前的处境尴尬，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不足。从理论上而言，此种情况反映出土地执法的合法性建设是低效的。在中国。土地执法的合法性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其根本上源自于国家汲取能力建设的需要，并形成于国家权力基础转变的过程之中，体现出国家权力基础转型探索与组织生存经验累积相结合的特征。从合法性的视角考察土地执法的生成过程与逻辑，是有效理解和分析当前土地执法所面临困局的基本前提。

淸代云南儒学的兴盛与儒家文化圈的拓展

对于在接纳儒家文化和承袭明朝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如何在和平年代,以异族(满族)的身份统治具有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广大汉民,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制度移植的动力与困境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的一股特殊政治力量,它移植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为中华民族构建奠定了基础性的政治框架。北洋政府延续与维系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部多样性,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整合,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同时,这一时期也暴露了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深层困境,如民主制度流于表象,民族文化内在冲突等。北洋军阀及其移植的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无力应对这种困境.

“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

雍正年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实现了政治上的一体化,急需实现文化上的一体化与之相适应。故云贵总督鄂尔泰明确提出“以汉化夷”的指导思想:“臣愚以为,抚夷之法,须以汉化夷。”鄂尔泰这里所说的“以汉化夷”主要是就文化层面而言的。就改土归流的过程而言,他主张“恩威并用”,而改土归流后,他主张“以汉化夷”,认为这才是最为稳定而持久的“抚夷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