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

“一带一路”提出十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沟通,推动了发展战略对接、合作规范融合和发展规划协同的初步实现。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将在不断强化多双边对话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升级。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也面临一系列由国际地区环境噪音、沟通者内部政治运行噪音及内外部定向干扰噪音造成的严峻挑战。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社会网络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的基础和节点是东南亚社会中诸多的激进和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极端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圣战萨拉菲主义、极端宗教激进主义和独狼等。这些势力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极易转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转化机制上,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强联系"和"弱联系"的方式将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联系起来:强联系为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社会网的节点提供了信任感和影响力等资源,并带来情绪支持;"弱联系"使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社会网的节点变得与社会更加孤立、隔绝,最终走向激进和极端。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以信息嵌入和资源嵌入这两种方式将诸多节点联系起来,通过提供资金援助、人员培训、宗教合法性、意识形态支持等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为激进和极端主张付诸实践提供支持。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社会网络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基地"组织时期,其特点是一维的、线性的;在后"伊斯兰国"时期,则是公开的、半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网络共存的复杂状况,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更加扁平化和隐蔽化的总体特征,这些对未来东南亚地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利益、认知的耦合与泰国长期对华友好合作政策

1975年中国和泰国建交以来,泰国对华友好合作水平在东盟国家中位居前列,在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盟国中,泰国亦是长期对华友好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国家之一,具有模范的类型化意义。泰国对华利益需求较多与其对华友好认知长期并存,形成合力,构成较强耦合,成为泰国长期对华友好合作的两大互不可或缺的关键动因。一方面,泰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对华有较多利益需求,这是其对华友好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受两国合作成果丰硕、文化相似性高、泰国王室和官方推动等因素影响,泰国官民对华认知总体上是正面的,有助于其对华建构更多共同利益和扩大对华合作。中泰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友好合作的典范,两国友好合作的经验有助于中国优化整体周边外交。

强礼仪与弱依附:缅甸缅族社会结构的双重特征

如何界定缅甸缅族社会结构,人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缅族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阶序分明、等级森严;另一种观点则极力强调缅族社会中高度平等与个人主义的特点。通过在缅甸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缅族社会结构兼具"强礼仪"与"弱依附"的双重特征,社会成员依照严格固化的礼仪体系进行社会互动,但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形成强烈的依附关系。弱依附是缅族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缅族社会中的礼仪体系并非是划分身份和等级的工具,而是弱依附社会中的社会整合策略。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99年租期”风险:由来、影响及应对

近年来,中国部分"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陆续遭到沿线投资对象国的冲击,由于受冲击的投资项目租期长达99年,加之在域外势力的推波助澜下,该类项目被炒作为对投资对象国经济主权的侵犯,并以此挑起投资对象国的反华风波,即"99年租期"风险。"99年租期"风险不仅造成了投资对象国对中国项目的负面情绪,担忧中国的经济入侵和占领;更会极大刺激域外势力在当前阶段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阻碍中国正常的海外投资进程。为应对和防范"99年租期"风险,一方面要探讨该概念话语上的内涵并揭示其成因;另一方面,则要从事实层面评估相关事件,分析其对中方及投资对象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应对方法以有效处理当前危机。

越南中央高地山地少数民族问题的由来、演进及影响

越南中央高地山地少数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法国殖民政府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入侵,南北越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山地少数民族对越南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不适性等密切相关。中央高地山地少数民族问题的发展,不仅给越南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外交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给邻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也给外部干涉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网络安全治理,东盟在路上

当今世界,网络安全问题热度不断上升,日益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视的领域和彼此开展合作的重要内容,这在东盟内部也很明显。东盟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之一,预计到2025年其互联网经济规模将比2018年增长约6.5倍。但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又是世界上网络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网络犯罪、网络间谍、网络恐怖主义、黑客攻击事件层出不穷,其网络安全治理既需要凝聚东盟组织的内部合作,也需要加强对外部合作的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