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 ,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 ,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 ,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 ,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实用型教育:边疆贫困地区经济平稳跨越的保障——云南省云县教育扶贫新模式研究

在边疆贫困地区 ,走教育扶贫之路毋庸置疑 ,但发展何种模式的教育才能相应地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是贫困地区实施教育扶贫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云县而言 ,近年来教育事业取得较大的发展 ,但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甚显著。显然 ,原有的教育模式短期内并不能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 ,云县欲走教育扶贫之路摆脱贫困 ,必须转换传统的教育扶贫观念 ,建立起一种能够拉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教育模式。针对云县的现状 。

历史上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及其原因

春秋战国至秦汉 ,关中经济区和巴蜀经济区并称“天府之国” ,在我国西部呈南北纵向排列 ,成为两颗耀眼的明珠 ,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汉晋以后 ,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其实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自西向东的转移。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 ,扬州和益州成为两颗耀眼的明珠。它们呈东西横向排列 ,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西不如东。历史的发展证明 ,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格局的大变动 ,必须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树立全局意识和观念 。

论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从“长时段”理论进行考察

专卖制度是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 ,其产生、演变、衰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专卖制度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评价其是否阻碍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应从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将其放在“长时段”里进行考察 。

近代云南大锡贸易与世界经济

云南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商贸往来历史悠久。近代以后,云南大锡生产规模和产量上升迅速,加之蒙自开埠极大地促进了大锡的外销规模,滇越铁路开通拉动了大锡外运能力,云南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工业品大量涌入,大锡开始执云南出口商品之牛耳,并在世界大锡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云南传统的进出口商品主体被颠覆。云南进出口贸易商品主体从此前的互补性商品发展为世界性商品,国际交换市场空间由早期的周边国家拓展至欧美,这些无疑都是云南与世界经济互相推动、紧密联系的结果。

从家训看中国传统家庭经济观念的演变——以宋代社会为中心的分析

家训是传统家庭表达经济观念的重要文献。传统社会后期的家训十分重视田界的确定,反映出传统社会后期土地产权制度的确立对家庭经济观念的影响;家训肯定工商业作用的训条越来越多,体现了富民阶层的崛起对家庭经济观念的影响;家训同居析财和分居析产思想的矛盾与并存,表明其时经济观念变化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冲击。

经济史视角下的北宋潭州“分买珠子案”

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发生在潭州"分买珠子案"是一起地方官员因产生贪猥之心、违法分买客死商人珠子,却因法律对商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而未能得逞的民事案件。这一个案,反映了商品与市场、交通发展、商业政策等经济史信息,体现了宋代财产所有权、继承权等法律制度方面的时代特色。

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清代,云南分布着众多商人会馆,它是内地商人为适应贸易扩大需要,基于商帮建立的制度化、体系化经济组织,在商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商人会馆建立后,商人投资能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促进了云南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云南经济支柱产业的勃兴,加强了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使云南经济步入充满活力、开放发展的时期。

试论1914年～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

1914年～1935年云南金融的发展一直是在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中进行的。期间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4年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设行至1915年,云南金融形势稳定,双方力量相持;1916年～1931年,由于军阀战乱,云南经济濒临破产,金融也极为紊乱,东方汇理银行乘机控制和垄断了云南金融;1932年～1935年,龙云政权稳固以后,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云南经济和金融形势逐步好转和稳定,实力也慢慢强大,使云南地方金融最终能打破东方汇理银行对云南金融的垄断和操纵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北魏平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北魏平城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保留传统游牧经济同时,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些活动不仅适应政权的发展需要,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北魏政府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由来与旨归

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是林文勋带领学术团队近二十年来重点研究的一项课题。这一研究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文勋在探寻唐宋社会变革时对财富力量崛起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的崛起,它对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使中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汉唐社会的"富民社会"。近年来,林文勋和他的研究团队致力于构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提出了五个有关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学术论断,以"微观-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四部曲展开研究和论证。"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提出,旨在突破断代史研究局限,开展跨时段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主线、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历史阶段进行再认识,着力揭示历史的变化性、复杂性和鲜活性,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和历史演进的研究。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与商品经济

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控制了盐铁的产、运、销,为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这种专卖形式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两个环节而又影响了商品的消费,使大中小商人和小农均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也因此而结束。

中国古代的“保富论”

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崛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富民阶层。富民阶层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富民社会”。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思想家纷纷发表言论，肯定富民的重要作用，主张保护富民，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保富论”立足于社会发展和处理国家与富民的关系，要求保护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发展力置，实为一种具有崭新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大转型与社会深层变迁。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

“豪民”与“富民”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在汉唐及唐宋时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汉唐“豪民”与唐宋“富民”既有关联性,也有差异性。商品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加快,是“富民”兴起的前提和基础,也决定了“富民”与“豪民”的差别及其走向。两税法确定了“富民”拥有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与国家之间结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两税法是“富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清代云南水权的分配与管理探析

明清以来,随着云南边疆地区开发渐次深入,水资源紧缺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水权制度开始确立,水利纠纷频现,民众在水权的分配、让渡、管理中形成了一套富有地域特色的运作机制。水权的分配和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水资源稀缺环境下清代云南乡村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协调。

从历史发展看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

云南特殊的地缘关系决定了云南历史发展有着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点，必须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云南历史的发展。在古代历史上，东南亚、南亚的海贝长期而又大量地流入云南作为主要货币使用。近代，流入云南的东南亚、南亚货币更多。这充分说明，云南很早以来与东南亚、南亚就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市场；所谓“南方丝绸之路”其实是一条“贝币之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21世纪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必须立足它赖以发展的历史基础，以旅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培育为突破口，将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国际区域大市场来规划市场的发展蓝图，并以此为契机使云南的市场发展直接进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中。

民国初年云南验契中的不动产管控问题

民国初建,中央政府以清理清代民间不动产的名义,举行验契,意图通过征收查验费,解决财政困难,增加国家收入。这一举措,是中国现代不动产登记法规形成的预备与先声;通过查验、登记等环节,政府为私人明确了不动产的归属,初步确立产业的权利关系,也完成了对民间不动产清理和掌控的第一步,由此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征税依据。通过考察云南民间所藏验契文本,可以看到虽然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但中央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的互动未受阻:一是中央政令通达云南,验契工作可以在腾冲等边地以及镇沅、新平、大理等民族聚居地顺利展开;二是云南地方政府通过验契,对民间原有旧契的土地、房产,以及那些遗失旧契、新建但未登记的不动产开始了初步管控;三是确知地处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地较多的云南,验契的实施效果基本符合中央欲确定不动产权利关系等要求。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试论唐代船商的地域特征和经济实力

唐代内河航运发达 ,素有“江河帝国”之誉。便利的水运条件带来水上商业的繁荣 ,船商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就其地域而言 ,船商的发展是以淮河为界 ,北不如南 ,且南方船商又多以沿河城镇和江南、岭南的山地、丘陵地区为主。唐代船商按其活动范围大致可分为跨域性船商、区域性船商和地方性船商三类。跨域性船商是船商中最富有的阶层 ;区域性船商和地方性船商 ,多以城镇和草市为中心 ,对繁荣地方经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