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符号认同进路

国家符号是政治文化象征维度的公共文化产品,反映基础性的政治文化现实,固着并强调中华民族内部的共性文化,在凝聚认同、刺激想象方面持续发挥功能,充任共同体内部认同维度的“最大公约数”,为现代国家内部诸多单元的联结提供共有、共享、共用的要素,在中华民族的维系中发挥关键效能。中华民族成员经高频使用同一的国家符号而不断强化共识,并借此辨明“我者”与“他者”,通过明确和“他们”间的差异性而意识到“我们是谁”。在社会政治环境中,以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在多维时空场域活跃的国家符号,通过营造共同性、确立归属性、强化一体性,为中华民族成员进行共同且同一的“想象”溯清进路。

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优化——整体性治理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日益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和场域,城市民族工作在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新需求、城市社会利益分化的新结构以及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新任务,对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城市政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呈现治理的理念、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现象,这极大影响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需要大力提升城市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水平,塑造城市政府以“公共性”和“共同性”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建构以“整体性”与“协同性”为目标的治理体制机制,打造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的运行平台。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市民权益保障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需求,有效保障他们的市民权益,是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基于全国8个城市问卷调查的数据,以社会分化为研究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权、消费水平、随迁子女教育、社会和政治参与权、户籍和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租住房屋为主,群体内部消费水平存在差异,随迁子女半数入读公办学校,社会与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有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无限制落户当地城市。结论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由同质性群体转变为内部分化的群体,少数民族在城市居留意愿与落户意愿存在差异。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推行“主动市民化”和“差异性”保障方式,建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优先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全国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需求的现实状况以及权益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权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存在差异性认知,相比市民权益,他们更重视劳动权益。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与福利、住房既是高度重要性权益,也是迫切需要政府加以保障的权益。受教育年限越长,就业身份为雇主,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市民权益作为第一重要权益。受教育年限越长,就业身份为雇主,收入水平越高,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市民权益作为第一迫切权益。为了精准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府需要根据少数民族的主体需求与权益赋重,建立分层次、分重点、有针对性的权益保障体系。

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及其“鞍型期”假设

一、概念史作为方法概念史作为一种视角与进路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源于德国深厚而独特的社会史传统,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迅速推广,并广泛运用到社会史研究之外的学术领域。但在应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德国概念史存在被误解与混淆,有时被视为英美传统观念史的外化与表达,有时被等同于语词史和“关键词”研究。近十几年里,德国概念史方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方兴未艾。从德国和日本归来的方维规与孙江、受晚清史训练的黄兴涛、政治哲学出身的张凤阳等人,搭建平台、举办论坛,出版专辑、发表论文,以各种方式进行多学科合作,推动概念史方法在东亚文化圈的运用以及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尝试。

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来由、演化与趋势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定义历史社会学,都必须面对历史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的紧密联系。作为社会学内部兴起的一种反主流的学术运动,在其利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的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塑造了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史料派的"历史性"、实用史学派的"非历史性"以及史观派的"反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