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中的分化:数字技术扩散与中国南北经济增长“失衡”

利用中国授权专利信息测算省级层面的数字技术扩散及其分化,在此基础上探究数字技术扩散分化对中国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验证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扩散在中国南北分化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经济的总量规模、人均状况还是发展质量,数字技术扩散分化都扩大了中国南北经济增长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扩散在中国南北分化导致了南方与北方之间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积累、产业升级的不平衡演进和市场潜能的不平衡拓展,进而影响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南方与北方在市场激励机制与信息化水平、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是数字技术扩散在中国南北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要顺应数字化浪潮,一方面要防止数字技术扩散过度分化,另一方面要将数字技术扩散与实体经济的全方位、全过程融合作为主要抓手,不断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人口老龄化对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云南为例

省域产业发展与人口变动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从劳动力供给和产品需求等层面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选取云南省1987~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在短期内促进省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人口老龄化影响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对省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并制定出更具实操性的应对举措。同时,需要注意长期内少儿抚养比对省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资源编排与长尾市场满足

满足长尾市场需求对扩大内需以及增强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资源编排的视角分析检验制造企业数字化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内在机理及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从福特制下核心产品集中大规模生产向异质性需求下产品多元化供给转变,主要通过改进柔性资源配置的所需时间、所耗成本和适用范围,及推动冗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业务协同和生产互联,有效提高企业满足长尾市场所需的产品开发制造自由度和战略柔性。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OLogit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促进社会公平感,反而导致社会公平感提升一个或一个等级以上的概率下降约14.41%。这一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和没有大学学历群体中更为明显,而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群体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抑制阶层流动感降低社会公平感。此外,闲暇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因此,应从提高个体互联网使用技能并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增收渠道、用制度调节和规范资源分配以保障阶层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鼓励个体广泛参与线上学习提高人力资本、加强社会舆情引导等方面努力,以实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永久迁移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双重背景下,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84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永久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非对称结构性冲击所带来的就业挤出、收入极化所导致的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以及劳动权益全面受损而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永久迁移;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永久迁移的影响在不同技能水平、流动范围、就业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间存在异质性,在不同人口规模、落户门槛及区位的城市间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加强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数字技能培训,促进教育变革跟上数字变革,健全劳动保障并进一步探索大中城市户籍准入制度,从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数字经济发展保障就业质量提升

从供给侧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生育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每年千万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近3亿农民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都面临不同的就业困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人才存在严重短板,数字化人才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高、精、尖”数字化专业技能的人才更为稀缺。据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超过3000万人,成为制约数字化就业的关键发展瓶颈。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增量还是提质?

本文在企业层面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数量、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4—2018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匹配文本挖掘整理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的企业专利信息等,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只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没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双重套利”与“同群效应”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本市场中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来提高技术创新数量,这会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趋同,这会加剧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本文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培育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矫正效应还是加剧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

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能否矫正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本文采用“宽带中国”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中国284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这一结论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但由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技能调整的速度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应用过程中技术扩散及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供需不匹配产生的劳动力错配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目前,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加剧效应大于矫正效应,可能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加快配套的制度建设,促进教育改革跟上数字技术变革、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包容性供给、深化城乡融合发展。

行业异质性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再研究——脱实向虚还是服务主业

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现有文献普遍关注企业金融化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在同质性假定下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细分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因此需要在细分行业的基础上对企业金融化展开新的研究。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具有高创新、高成长等异质性特征,其行业异质性特征显然会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与后果。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表明,ICT企业金融化没有挤出企业实体收益,反而提升了实体收益比重,其影响主要是服务主业而非脱实向虚;与之相反,非ICT企业金融化明显挤出了实体收益,并导致实体收益比重下降,其影响主要表现为脱实向虚而非服务主业。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ICT行业的高创新、高成长等异质性特征是企业金融化能够服务主业的根本原因,其金融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进而提升在位企业的实体收益比重,企业金融化起到了支持ICT行业中生产资本不断扩张而非企业账面价值膨胀的作用。

论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及现实启示——基于2000年以来美国数据的研究

对照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科学技术的异化论,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应用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与工人就业的不断萎缩;机器功能的日益强大与工人技能的不断退化;生产效率的巨大飞跃与工人收入的不断下降;资本统治范围的不断拓展与工人反抗的愈发激烈。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人工智能在美国应用的对话,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是科学技术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合谋的产物;人工智能仍然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与资本统治工人的帮凶,带来的变化只是“机器制造机器”的深化以及“自动化”的深化;异化的根源仍然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统治人类”的迷思与忧虑在本质上仍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劳动者对机器统治工人的担忧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与工人对立不断加剧的表现。

及时性自适应高维经济基本面建模与汇率预测分析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强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优良预测能力的汇率预测模型愈发重要.参数模型对汇率预测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模型设定是否正确,还取决于模型能够同时:一方面能否迅速探测模型参数的结构性变化以使用最佳信息估计模型参数,另一方面能否及时识别模型解释变量以使用最佳解释变量对汇率进行预测.本文构建了自适应变元算法.该算法不仅能实时检测模型参数的结构性变化,探测参数的最大化同质区间,同时还能对变量进行及时识别以选择最佳模型解释变量,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样本外向前3至24个月的汇率预测中,自适应变元算法能显著超越随机游走,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实时最优窗算法,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与其他经济基本面模型包括:弹性货币模型,购买力平价模型,利率平价模型,泰勒规则模型,偏移泰勒规则模型.变量选择结果显示,自"811"汇改以后,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走势.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欧元区,英国与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同样能够决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向.另外,自"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预期相比于"811"汇改之前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合理的人民币汇率预期监管依然需要依赖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防止汇率风险.

为什么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高质量创新——触发条件与中国事实

本文聚焦国有企业在高质量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利用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发挥其保障国家战略实施、担当自主创新先锋、承担更多高质量创新的作用,并分析发挥这一作用的触发条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高质量创新。利益趋同效应、资本市场压力以及风险承担能力是国有企业承担更多高质量创新的重要触发条件。此外,国有企业承担高质量创新的水平在行业和地区中也有所区别。因此,应继续加大对国有企业在我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好国有企业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构建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提高国家高质量创新水平。

以更高水平促进对外开放发展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特别提出了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发展的出路在于开放。基于云南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人文条件,以及云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要实现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云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